[说明] 抗战胜利后，国人强烈期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国内各党派开始政治协商。当时国民党自持力量强大，又有美国支持，坚持独裁，压制民主，在大小事上持强凌弱，倒行逆施，结果学潮迭起、抗议不断，加之贪污腐败盛行，弄得全国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国民党很快失去了人心。这段历史值得回顾。1946年3月8日汉口的《大刚报》出了一版“国际妇女节特刊”，下面转发的其中两篇短评让我们领略到四六年初动荡的政治背景，同时，也可看到当年《大刚报》捍卫民主自由和妇女权益的战斗精神。

因为是“三八”妇女节，这两篇都是从女子的遭遇谈起，使我们得以了解一些当时妇女的社会状况和舆论倾向。抗战初期葛琴、邵荃麟、聂绀弩等人与“战国策”派辩论时，就坚决反对过“女子回到厨房去”等论调。可是，在抗战后、文革后，以至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类“男尊女卑”的思想和舆论在我国仍有相当的市场。几代人过去了，总还是有人“无师自通”地重弹老调，可见封建主义思想是何等的顽固。看来，我国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确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三八节前一个多星期，报上刊登着一条新闻，说是白沙的女子师范学院，因闹学潮被解散了。

我并不清楚这次学潮的内幕，但是从某报的标题上看，说这是“罢课的恶果”，那么显然又是学生的不是了。学生罢课的事，近年来并不算少，是否(非)曲直，且不论它，吃亏的自然总是学生居多，然而大抵也不过开除几名学生就算了事。这一回却就有点两样。干脆就给你一个解散，所谓皂白不分，玉石俱焚，大夥儿的给轰散了。从手法上说，这大有破釜沉舟的气概，也颇近乎壮士断臂的勇敢，可是这种气概，何以就单单施用於女子师范学院，这就有点难解了。以学潮而说这次似乎也并不见比别次闹得更凶，而且时间也并不是比人家更长，然而这一次却偏偏就解决的这样风行雷厉。记得十多年前，北京女师大也闹过同样一回把戏，那次并且还动员了武装军警的。这次如何闻电讯不详无从知道，但是前后十余年，事(情)竟如出一辙，仿佛一轮到女子大学事情就非如此办不可。莫非真如孔丘先生所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么？

然而，我以为与其说“难养”倒不如说是“易欺”。女学生或许当真比男学生要弱一点。譬如昆明学潮中，潘琰女士就死得比别人更惨，“在用木棍击倒以后，更在肚腹上深深戳了一刀，”这就是一例。^[注1]

因为易欺，所以对付的方法也就不妨更干脆更直接了当一些。虽然这次女师院的解散，在仅有两三家女大学的中国，就等於减少了女子大学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但是这决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影响的。理由很简单，就因为她们都是女子。

这是因“三八”节而想起的一件事情，从这件事也就联想到另一件，也是不久以前在陪都发生的。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候，陪都有个政协协进会举办了一个演讲夜会，轮流请政协会员来演讲。头一天就有人来捣乱，到了第二晚，演讲会便由李德全女士来主席了。这大概是协进会那一位先生的主张，以为请了“女士”来主持，暴徒们总不好太放肆了罢。然而结果却证明了那位先生的主张完全是书生之见。这一晚不仅闹得更凶了，不仅用石子来打了，而且还用最猥亵的侮辱女性的话来向主席攻击了。在这点上，中国人的本领不必说是超越于任何一个民族的，纵然是从事于妇运多年的李德全女士，碰到这种场合，实在也毫无办法了。^[注2]

暴徒们何以敢那样放姿呢？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她是一个女子。

正人君子们能以“破釜沉舟”的气概来对付女学生，暴徒们敢以最猥亵的言语来侮辱一个女主席，这种“勇敢”的精神是颇有一致之处的，这种吉诃德式的勇敢实在也正是中国男子的一种特征──即是善於向弱者示威，而对付他们的办法也只有一个，就是自己更坚强地站立起来。

该文原刊《大刚报》(汉口)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八日，第四版。

[注1] 1945年11月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学生因反对内战罢课而不断受到镇压。12月1日，云南军政当局更派遣武装军人和特务暴徒冲入联大，当场用手榴弹炸死和用刺刀刺死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中学教师于冉，中专学生张昆华4人，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其中西南联大师范学院23岁女生潘琰被炸伤倒地后，又被暴徒用铁条对其腹部连戳数下，将其杀死。此即震惊中外的“一二 ^. 一”惨案。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旧政协胜利闭幕大会，会上国民党特务行凶破坏，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等60多人被打伤。1946年7月11日民盟民主人士李公朴、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昆明又分别为国民党特务和宪兵暗杀。这些血腥事件勾画出当时国内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政权的更替从来就没有什么“公平竞争”、“和平长入”一说。

[注2] 指1946年1月中发生在重庆的“沧白堂事件”。李德全女士曾这样回忆当时会场的情景：“可巧在沧白堂附近正修马路，有很多的石头块，……特务们就拿石头块对准你去打、骂，骂得最难听，我从来一辈子没听到过的，无论男的女的都是一样。”

饶 净 植

一块工作的几个男同事，早在一星期以前，即曾煞有介事地向我郑重允诺：他们到今天要特别“唯我独尊”的什么都让我一着，以示尊重，因为今天是“妇女节”。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在今天以前或者此后则仍请退居“女人”地位吧！“女人”与单单一个大“人”字是有其区别的，因为专指男人的“人”字，并未包括“女人”在内的也。

虽然，这样似乎与四月四日，中国儿童们能去商店买半价饼干，买玩具享受六折优待，而平时对于儿童失学失养无人过问的现象不分轩轾，听了有些令我啼笑皆非，你在男子们的记忆里，居然也还会有这么一天，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其实我们女同胞自己，除了都市里几个高高在上的妇女领袖，今天要开开纪念会，哇啦哇啦喊几句要争取政治经济地位平等的口号，叽里咕噜诉说些几千年的积怨以外，又还有什么呢？至于城市以外广大的农村妇女，则连这些口号也无从得闻了。

“妇女节”原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但各民主国家的妇女问题，由于他们妇女本身的努力，又经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问题已不存在了，但我们中国，这问题，却仍然严重，而我们的“三八妇女节”却逐渐演变成了公务员礼拜一举行纪念周的形式，这实在是一班女权运动者的耻辱。因为男女平等，虽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中国妇女，处于被男性压迫的地位已历数千年，实已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可知绝非徒喊口号，开会纪念所能达成目的。然而卅年来，我们的妇女运动，却自始至终都停顿在开会喊口号的阶段，致使阻扰这一运动的力量也跟着强大，形形色色的歪曲理论，也就层出不穷了。

曾经有一位报社的主笔和我讨论到贤妻良母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女人够不够得上称为贤妻，要以家里有客人，留餐时，妻子肯不肯替丈夫盛饭为分际；他这种首先以贤良的桂冠加之头顶，使你无形就范的用心，辜置不论，而认为女子身份，天然已比男子低了一级的心理，实最为可悲。我曾反问他为什么舍贤夫不做，他说他是在为女同胞着想，这是身居社会言论要津者的想法。

一本杂志上刊载一篇长达两千字的文章，题目是“女子治内”，他说，“我一向替女界争面子，说治家胜于治国。女子在家操劳，实在比男子在外精忠报国有意义得多。”此外就是说治家工作的艰巨伟大，只有聪明的女人能胜任；让愚笨的男子治家，结果非家破人亡不可。

这种要“女子回到厨房去”的策略，实在高妙得不落痕迹，许多女人，已被这些高帽子戴得飘飘然，哪得不鞠躬尽瘁，除死方休呢。

天下妙文当然尚不止此。

又是一大本杂志上谈了职业妇女的痛苦：“男人们总不大喜欢职业妇女，而偏欢喜终日无事在家里打扮的女人，职业妇女终日辛辛苦苦，结果往往让丈夫被专门在打扮上用工夫的女人夺去”。这是觉得妇女在生活里不能没有感情，因此又想出了以失去感情威胁妇女，叫她们不去从事职业的方法。

不管是以贤慧聪敏等字眼来鼓励，或者旁的方法来阻扰，总之，男人们看不起妇女的工作能力，不愿意妇女经济独立，只希望都如日本女人，被豢养得像绵羊一样，过一辈子匍伏在地的奴隶生活，这些是无容置疑的。

引出这些来作为社会一般人对妇女运动抱持的态度，则开会与喊口号之无能为力，已是彰彰明甚，而说到最后一句，还是要政治民主，只有在民主政治下，大家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才有保障，妇女才有与男子受同等教育和获得职业的机会。

因此今天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应当是不断竭力促成民主政治的早日实现，至于仅在今天喊喊口号，直到明年今天再喊一番的方式，恐只是缘木求鱼而已。

该文原刊《大刚报》(汉口)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八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