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淮 冰 致 小 鹰 的 信
小鹰：你好！
给小玲的信，已拜读。你说我“看得真仔细，到底是老报人！”“老报人”是真的，“真仔细”是有自知之明的，实际上我很马大哈，所以，每次写文章写信，都要请小玲和她的母亲，先看一看，修改以后，才发出。
关于给令尊令堂先后写证明的事，我想还是从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起。
1939年5月，经过范长江同志的介绍，我参加了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你父母也是国新社的社员，令尊还是国新社金华办事处主任。当时我们虽然没有见面，但通过《社友通讯》，彼此都心心相印，有所了解。1939年夏，范长江曾有意让我去新四军采访，还写了一封信给你爸爸，让我过金华时去找他，请他给予帮助。后来因战局变化，我另有任务，没有去金华看你父亲。直到1940年冬，受到国民党的追捕，你父母被迫转移到了桂林，又适逢国新社举行第二届年会，我也到了桂林，才见了面。当时你父亲卧病在床，不能参加会议。会议正在进行时，突发警报，敌机来袭。会议地点在郊外，地名很好听，名曰“桃花江”。会议停开，人员分散躲避。但德高望重的胡愈之先生是个有心人，他想到住在旅馆里躺在床上的荃麟和他的家人，于是在他和长江的带领下，我们几个年轻人紧跟着，逆着从城里一涌而出的人流，一口气跑到小旅馆中，这时你妈妈，两只眼睛看着卧床不起的丈夫，手里拉着孩子，急得手足无措，我们这支“天兵”降临了。正当我们拆下门板，把你父亲移到担架上时，传来了解除警报，这样，大家才把心放下来。我和您的父母初见时这紧张的一幕，时过六十多年，仍记得清清楚楚。从此，我们成为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好战友。
1946年初，你父亲奉命来到汉口，开始统一战线工作，一说他奉周恩来之命，在汉口这个华中最大城市办一张报纸。他一下飞机，直接到交通路40号汉口大刚报找到我。我当时是汉口大刚报社长。我新婚妻子仍留在贵阳，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就留他和我同床而眠。一张大床，他睡一边，我睡一边。我每天上夜班，凌晨三四点才回来。推门一看，地下有许多带血的草纸，显然你父亲在咳血，他是带病工作。我轻轻上床，避免把他惊醒。第二天，我一觉醒来，你父亲早已悄悄起身，还把地扫干净，又外出工作去了。我发给他一枚大刚报证章，食宿都在报社(报社工作人员一日三餐都是免费的)。人们都以为他是大刚报工作人员，其实他没有任何名义；我则当他为报社顾问，有什么问题，都要向他请教。
不久，他说要回重庆，把你母亲接到汉口。我当即表示，葛琴来后，请她任副刊主编。这时，汉口大刚报人事布局已定下来。董祚楷任总编辑，段镇坤任编辑主任，余湘任采访主任。据说，你父亲回重庆后，向周恩来汇报，汉口有大刚报可以发挥作用，不必另办。因为在南京、上海两地办新华日报，国民党还没有批准，要在汉口办报就更困难了。
为什么汉口大刚报可以信赖呢？我这个社长与党的关系，你父亲是了解的。董祚楷是“一二·九”运动领导骨干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云南日报总编辑，政治倾向是进步的。段镇坤、余湘既是董的学生，又是他办云南日报的主要助手，他们两人都是中共党员。因此，他们三人一到，汉口大刚报就成为可靠的阵地。
这里插一个笑料。1946年3月，我应召从汉口到南京，向总社汇报工作，谈完话后，毛健吾递了一张小纸条给我，上面写“召全林”三个字，说立夫先生──大刚报董事长──查问汉口大刚报有无此人，他是共产党，不能用。我知道他们指的是谁，立即回答：“汉口大刚报没有这样一个人。不信，你查看我们报来的人员花名册，就可以知道了。”毛后来查了花名册，果然没有这样一个人，向陈立夫交了差。我回到汉口，告诉了你父亲。荃麟笑笑说，一说明这里的特务已注意到我，二说明特务的文化水平太低了，竟然把我的名字的三个字，全搞错了。实际上，这时你母亲已到汉口，你们已有了家，他已很少来报社，有事，我们去找他，在你们家中谈话更方便。你母亲虽是副刊主编，我们照顾她不来报社办公，她编好的稿件，由曾卓、黎维新去取。
董老必武那时是国共军事调停的共产党方代表，他两次到汉口，都与我们分别恳切交谈，给予指示。有一位民主人士，请董老吃饭，我应邀作陪，董老在宴会中间，特意把我拉到阳台上，亲切地嘱咐我，要爱惜工作岗位，不要把力量一次用空了，斗争是长期的。其实这些话，你父亲早就对我们说了，不过有些年轻朋友听不进去，患了“左派幼稚病”而不自知。董老对我打招呼后，我们才知道荃麟话的分量。
1946年7月，我被迫离开汉口，不久，他们三人也先后离开。董祚楷回云南，对云南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段镇坤、余湘都到了解放区。1957年，三人都被打成“右派”。董祚楷没有等到“平反”，就被迫害去世了。余湘到延安后，安排在新华社工作，改名余干，解放后任《时事手册》主编，“文革”后任《新华文摘》主编。几年前，患癌症，去世了。段镇坤在解放后，在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文革”后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我们还经常联系。
再说说办“路证”的事。我为什么能给你父母办路证呢？1946年7月1日，我离开汉口大刚报，调任大刚报总管理处协理兼南京大刚报经理。我到南京后，办公桌放在总经理兼南京大刚报社长毛健吾的大办公室里，坐在这个办公室里还有一位秘书曾秀苍，他负责管理报社的文书印章，开“证明”都要找他办理。他是江西人，是毛健吾恩师的儿子，思想倾向进步，满肚子四书五经，人称“老夫子”，是大刚报的老同事，又是好朋友，托他办什么事总是照办。你父亲在汉口呆不住了，奉命去香港，沿路怕遇到麻烦，就写信给我，搞一张南京大刚报的路证，我于是就托曾办，他用毛笔写了一个正式公函：“兹派本报记者邵荃麟去粤港等地采访，希沿途军警宪惠予协助。社长毛健吾”。上面盖有红彤彤的报社公章，还有毛健吾的签名印章，所以一路顺利过关，平安到达香港。你父亲到港后，立即给我写信，表示感谢。不久，你母亲从宜兴来信，说也要去香港，要我帮助搞一张路证，于是，我又麻烦曾秀苍，再写一张，曾又办了。你母亲到香港后，你父亲再次来信感谢。当时大刚报正面临改组，CC要把我们赶走，你父亲知道我的处境不好，信中表示，如我去港，食住都没有问题。你母亲在宜兴接到了“路证”后，原是特务监视对象，后来被请到主席台就坐。“文革”以后，我到北京出差，走进大雅宝胡同53号，久别重逢，你母亲十分兴奋，从床上被人扶起来，一面说(我们听不清她说些什么，可能由你姐姐小琴作翻译)，一面用手比划，描述她当年接到路证后受到的礼遇。此情此景，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
你问到欧阳柏、杨坤潮，他俩都在“文革”后病逝。欧阳是湖南武冈人，抗战初期，在浙江参加救亡工作，就与你父母相识。后在黎澍主办的《开明日报》(30年代在湖南衡阳出版)工作。《开明日报》被查封后，到衡阳大刚报，接我的手，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欧阳任南京大刚报副总编辑。大刚报宁汉分家，他到汉口大刚报任副总编辑。你父亲去香港后，是欧阳代表汉口大刚报多次去港，与你父亲取得联系。解放后，你父亲介绍他到《新观察》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革”后，被安排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工作。九十年代去世。杨坤潮，抗战初期，是金仲华负责的香港《星岛日报》的排字工友。1942年，羊枣到衡阳大刚报任总编辑时，介绍他到报社工作。开始仍做排字，后来做校对，受编辑部同志影响，倾向进步。抗战胜利后，先到南京大刚报，后到汉口大刚报担任记者，杨坤潮与曾卓(你母亲主编“大江”时的助手，诗人，1954年被打成胡风分子，“文革”后任武汉市作协主席，前几年病逝)都是武汉地下党员，“文革”后，任长江日报副社长，80年代去世。两个孩子，在武汉继承父业，
……
拉拉杂杂写了许多，叙叙家常罢了，浪费了你的时间，很对不起。
即祝
愉快!
王淮冰 2008-11-3
本信发表在《纵横》，北京，2009年第2期，53 - 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