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淮 冰 致 小 鹰 的 信
小鹰:你好!
给小玲的信,已拜读。你说我“看得真仔细,到底是老报人!”“老报人”是真的,“真仔细”是有自知之明的,实际上我很马大哈,所以,每次写文章写信,都要请小玲和她的母亲,先看一看,修改以后,才发出。
关于给令尊令堂先后写证明的事,我想还是从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起。
1939年5月,经过范长江同志的介绍,我参加了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你父母也是国新社的社员,令尊还是国新社金华办事处主任。当时我们虽然没有见面,但通过《社友通讯》,彼此都心心相印,有所了解。1939年夏,范长江曾有意让我去新四军采访,还写了一封信给你爸爸,让我过金华时去找他,请他给予帮助。后来因战局变化,我另有任务,没有去金华看你父亲。直到1940年冬,受到国民党的追捕,你父母被迫转移到了桂林,又适逢国新社举行第二届年会,我也到了桂林,才见了面。当时你父亲卧病在床,不能参加会议。会议正在进行时,突发警报,敌机来袭。会议地点在郊外,地名很好听,名曰“桃花江”。会议停开,人员分散躲避。但德高望重的胡愈之先生是个有心人,他想到住在旅馆里躺在床上的荃麟和他的家人,于是在他和长江的带领下,我们几个年轻人紧跟着,逆着从城里一涌而出的人流,一口气跑到小旅馆中,这时你妈妈,两只眼睛看着卧床不起的丈夫,手里拉着孩子,急得手足无措,我们这支“天兵”降临了。正当我们拆下门板,把你父亲移到担架上时,传来了解除警报,这样,大家才把心放下来。我和您的父母初见时这紧张的一幕,时过六十多年,仍记得清清楚楚。从此,我们成为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好战友。
1946年初,你父亲奉命来到汉口,开始统一战线工作,一说他奉周恩来之命,在汉口这个华中最大城市办一张报纸。他一下飞机,直接到交通路40号汉口大刚报找到我。我当时是汉口大刚报社长。我新婚妻子仍留在贵阳,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就留他和我同床而眠。一张大床,他睡一边,我睡一边。我每天上夜班,凌晨三四点才回来。推门一看,地下有许多带血的草纸,显然你父亲在咳血,他是带病工作。我轻轻上床,避免把他惊醒。第二天,我一觉醒来,你父亲早已悄悄起身,还把地扫干净,又外出工作去了。我发给他一枚大刚报证章,食宿都在报社(报社工作人员一日三餐都是免费的)。人们都以为他是大刚报工作人员,其实他没有任何名义;我则当他为报社顾问,有什么问题,都要向他请教。
不久,他说要回重庆,把你母亲接到汉口。我当即表示,葛琴来后,请她任副刊主编。这时,汉口大刚报人事布局已定下来。董祚楷任总编辑,段镇坤任编辑主任,余湘任采访主任。据说,你父亲回重庆后,向周恩来汇报,汉口有大刚报可以发挥作用,不必另办。因为在南京、上海两地办新华日报,国民党还没有批准,要在汉口办报就更困难了。
为什么汉口大刚报可以信赖呢?我这个社长与党的关系,你父亲是了解的。董祚楷是“一二·九”运动领导骨干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云南日报总编辑,政治倾向是进步的。段镇坤、余湘既是董的学生,又是他办云南日报的主要助手,他们两人都是中共党员。因此,他们三人一到,汉口大刚报就成为可靠的阵地。
这里插一个笑料。1946年3月,我应召从汉口到南京,向总社汇报工作,谈完话后,毛健吾递了一张小纸条给我,上面写“召全林”三个字,说立夫先生──大刚报董事长──查问汉口大刚报有无此人,他是共产党,不能用。我知道他们指的是谁,立即回答:“汉口大刚报没有这样一个人。不信,你查看我们报来的人员花名册,就可以知道了。”毛后来查了花名册,果然没有这样一个人,向陈立夫交了差。我回到汉口,告诉了你父亲。荃麟笑笑说,一说明这里的特务已注意到我,二说明特务的文化水平太低了,竟然把我的名字的三个字,全搞错了。实际上,这时你母亲已到汉口,你们已有了家,他已很少来报社,有事,我们去找他,在你们家中谈话更方便。你母亲虽是副刊主编,我们照顾她不来报社办公,她编好的稿件,由曾卓、黎维新去取。
董老必武那时是国共军事调停的共产党方代表,他两次到汉口,都与我们分别恳切交谈,给予指示。有一位民主人士,请董老吃饭,我应邀作陪,董老在宴会中间,特意把我拉到阳台上,亲切地嘱咐我,要爱惜工作岗位,不要把力量一次用空了,斗争是长期的。其实这些话,你父亲早就对我们说了,不过有些年轻朋友听不进去,患了“左派幼稚病”而不自知。董老对我打招呼后,我们才知道荃麟话的分量。
1946年7月,我被迫离开汉口,不久,他们三人也先后离开。董祚楷回云南,对云南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段镇坤、余湘都到了解放区。1957年,三人都被打成“右派”。董祚楷没有等到“平反”,就被迫害去世了。余湘到延安后,安排在新华社工作,改名余干,解放后任《时事手册》主编,“文革”后任《新华文摘》主编。几年前,患癌症,去世了。段镇坤在解放后,在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文革”后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我们还经常联系。
再说说办“路证”的事。我为什么能给你父母办路证呢?1946年7月1日,我离开汉口大刚报,调任大刚报总管理处协理兼南京大刚报经理。我到南京后,办公桌放在总经理兼南京大刚报社长毛健吾的大办公室里,坐在这个办公室里还有一位秘书曾秀苍,他负责管理报社的文书印章,开“证明”都要找他办理。他是江西人,是毛健吾恩师的儿子,思想倾向进步,满肚子四书五经,人称“老夫子”,是大刚报的老同事,又是好朋友,托他办什么事总是照办。你父亲在汉口呆不住了,奉命去香港,沿路怕遇到麻烦,就写信给我,搞一张南京大刚报的路证,我于是就托曾办,他用毛笔写了一个正式公函:“兹派本报记者邵荃麟去粤港等地采访,希沿途军警宪惠予协助。社长毛健吾”。上面盖有红彤彤的报社公章,还有毛健吾的签名印章,所以一路顺利过关,平安到达香港。你父亲到港后,立即给我写信,表示感谢。不久,你母亲从宜兴来信,说也要去香港,要我帮助搞一张路证,于是,我又麻烦曾秀苍,再写一张,曾又办了。你母亲到香港后,你父亲再次来信感谢。当时大刚报正面临改组,CC要把我们赶走,你父亲知道我的处境不好,信中表示,如我去港,食住都没有问题。你母亲在宜兴接到了“路证”后,原是特务监视对象,后来被请到主席台就坐。“文革”以后,我到北京出差,走进大雅宝胡同53号,久别重逢,你母亲十分兴奋,从床上被人扶起来,一面说(我们听不清她说些什么,可能由你姐姐小琴作翻译),一面用手比划,描述她当年接到路证后受到的礼遇。此情此景,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
你问到欧阳柏、杨坤潮,他俩都在“文革”后病逝。欧阳是湖南武冈人,抗战初期,在浙江参加救亡工作,就与你父母相识。后在黎澍主办的《开明日报》(30年代在湖南衡阳出版)工作。《开明日报》被查封后,到衡阳大刚报,接我的手,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欧阳任南京大刚报副总编辑。大刚报宁汉分家,他到汉口大刚报任副总编辑。你父亲去香港后,是欧阳代表汉口大刚报多次去港,与你父亲取得联系。解放后,你父亲介绍他到《新观察》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革”后,被安排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工作。九十年代去世。杨坤潮,抗战初期,是金仲华负责的香港《星岛日报》的排字工友。1942年,羊枣到衡阳大刚报任总编辑时,介绍他到报社工作。开始仍做排字,后来做校对,受编辑部同志影响,倾向进步。抗战胜利后,先到南京大刚报,后到汉口大刚报担任记者,杨坤潮与曾卓(你母亲主编“大江”时的助手,诗人,1954年被打成胡风分子,“文革”后任武汉市作协主席,前几年病逝)都是武汉地下党员,“文革”后,任长江日报副社长,80年代去世。两个孩子,在武汉继承父业,
……
拉拉杂杂写了许多,叙叙家常罢了,浪费了你的时间,很对不起。
即祝
愉快!
王淮冰 2008-11-3
本信发表在《纵横》,北京,2009年第2期,53 - 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