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作者梅志(1914─2004)是胡风夫人。《四树斋》是梅志1984年写给《北京晚报》居京琐记栏的一篇散文，其中回忆了胡风和荃麟在1953年的一段颇有寓意的交往。

“四树斋”，是胡风于1953年迁家到北京后，写第一篇文章时拟用的斋名，但后来又主动将它废去了。

那是在地安门内太平街甲二十号这个小院。

解放后我一直住在上海不愿北迁，主要是因为拖老带小，再加上生活习惯，不愿离开住惯了的上海，但是胡风须常到北京来，听取对他的意见，接受批评。后来，不住北京成了对他的一条意见(到后来，更成了“在上海搞独立王国”了)。这样，我们商量后决定举家迁到北京。

一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房子，作家协会虽说可以帮忙解决，但我们老少七八口，也不是一两间房所能容得下的。正好那时作家买房子的很有几位，胡风就决定也买一处房子住下再说。地安门这座小院，价钱我们还出得起(两千余元)，位于北海公园旁边，离什刹海也不远，空气好，清晨能听到鸟叫，这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好处。住房是南屋一大间，北屋一大间一小间，西屋两间。买下后，自己将它翻修了，安装了抽水马桶，扩大了厨房。

记得当时胡风在给我的信中这样说：“几十年来，你一直没有过安闲的比较宽裕的生活，现在全国解放了，我们的生活不用你愁了。我想用版税买一处房子，使你能过得愉快、舒心。”并且还说，“这次绝不要你亲自来忙碌。我要一个人将它布置好，你到了就可以住，还包你满意。”唯一要我做的就是给他寄钱，大约连买房子加修理费花了近五千元。

1953年8月初，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定居，住进了他为我们精心操办的小院。像这种小院，我只小时候住过，以后就住在鸽子笼式的上海弄堂房子里，抗战时在重庆住得更坏，甚至是用羊圈猪栏改成的。我时常幻想着能住上一所独门独户的小院，所以看到这小院我非常满意。

胡风特地买来四棵树在院子里种上。前院是一棵梨树，还不到两米高，倒结了几个小梨。正院西边种了一棵紫丁香，我的窗前种了一棵蟠桃，西南边是一棵大白杏，有丈把高。他对这几棵树很是得意，说可以让小儿子吃到杏和蟠桃，还有梨子。可惜，梨树第二年虽然开了一树的花儿，也结了纽扣般大的小梨，但慢慢的就枯干了，后来才发现它早被虫子蛀了心。桃树也因为不会治理，开了花不结桃，却长满了桃油。只有大白杏，不但开了花，也留下了果。小儿子常在树下仰头数着，说有三十多个，都长得白里透红十分好看。一次，诗人鲁藜来玩，就按捺不住童心大发，跳起来摘了几个杏子尝新。

对这四棵树，胡风寄托着一份深情，他想使院子美丽，使孩子快活，所以他在这里写第一篇文章时，最后就写下了“1953年X月完于‘四树斋’”这几个字。

这篇文章，他亲自拿去送给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看。邵荃麟很热心，先看了题目，还浏览了几页，然后就翻后面。一看到这最后一行的时候，他惊呼了起来：“什么‘四树斋’？你要四面树敌吗？”这一问使得胡风也吓了一跳：“没有呀！这四树就是四棵树嘛！”他详细地向邵荃麟说明了四树的情况，邵荃麟明白了，一边点着头，一边呵呵地应着。

但是胡风不明白，为什么邵荃麟同志会联想到四面树敌上面去呢？胡风回来后将这事告诉了我。而我的意见是，最好就不用这斋名了吧，这同他们认为你不接受批评意见有关。何必呢！他恍然大悟，就将这斋名扼杀在它刚出生之时了，以表示绝不是四面树敌，而是虚心接受意见的。

但到了1955年反胡风时，他所取的别的斋名或村名等还是被某诗人拿来证明他早就是暗藏在地下的反革命。大做其罪证确凿的文章，好像胡风早就在自己家里贴了广告，准备好了以后可以让邀功整人者可以名利双收大建奇功似的。这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啊！

幸好得到老朋友邵荃麟的指点，四面树敌这个罪名没有留下，并且连这四棵树都连根拔了，地基上盖上了地安门那几幢古色古香的大楼。

我在看守所时百无聊赖时曾诌了几句打油诗：

太平街不太平，三年未住满，成了反革命！

但我不怨这小院，我还是常常怀念它，尤其是怀念胡风当时修房种树的那份深情。

录自《梅志文集》第四卷(散文)第三辑，张晓风编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