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的舅舅葛行之(右图，1978年和舅母)也来信谈到这一段往事，他甚至把1968年12月18日写给外调人员的交待材料也抄寄了给我。信中他谈到更多的事件经过和营救细节如下：

关于“商谈营救之事”，这里要提一下作家吴组缃。1935年初吴组缃应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之邀，作了他的国文教员，二人关系密切。11月底冯玉祥应国民党爱国人士的邀请，抵南京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组缃回忆道^[4]：那时“就有熟人和我谈及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的事。冯为做好团结抗日的工作，也曾多次问过我和我们许多人，有没有朋友被无理关押，需要他帮忙的。我把这话与天翼(张天翼，作家，中共地下党员，引者注)谈了。天翼连忙说，这很要紧，支持我进行活动。”正因为他有这一层关系，作家朋友们特别邀请吴组缃也来参加丁山集会。吴组缃写道：“我记得丁山之行以后，我直接向邵荃麟同志要了两回名单，由我交给冯玉祥亲信的副官。我听冯的副官说，经冯救出的

没有办什么手续。……后来楼适夷出狱，还受到冯玉祥的礼遇，请他同老舍住在一起，在冯那里住过一个时期。”楼适夷原是关在南京的陆军监狱，对冯玉祥来说是“近水楼台”，而那时已羁押在武昌反省院的华岗，则因“鞭长莫及”，并未因冯的出手而获释。

这次丁山集会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当地的特务严密监视着他们的行动，曾多次爬到屋顶、窑上窃听。1937年5月20日宜兴县国民党党部的《宜兴日报》在头版头条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左翼作家云集丁山”。吴组缃回忆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大家开会商量后，便各自散了。这是邵荃麟和朱凡两位的主张。”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自此，我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陕北的中央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

抗日战争和国共的合作也急剧地改变了华岗、邵荃麟和葛琴的命运。

1937年10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朱镜我、张三扬(右图)到杭州与邵荃麟、葛琴、刘保罗等六人接上组织关系。其后他们作为战时抗日政治工作队立即被派往浙江，邵、葛在绍兴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浙江流动剧团，在城乡宣传抗日救亡。而几乎是同时，在武汉，经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任作民、华岗等政治犯於1937年10月16日自武昌反省院被无条件释放出狱，重获自由。

葛行之舅舅1968年写的交待材料中讲：

1975年9月20日下午，我去看望原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谈到华岗时，夏衍也是这样讲，即“1937或1938年，华岗因另有所爱，嫌弃了葛琴。葛琴后来与邵荃麟结婚。”

这就是说，葛琴当时并没有和邵荃麟一起留在浙江流动剧团，那么，葛琴是到哪里去了呢？从时间和地点上看，很可能就是如舅舅所说的，“从浙江赶到汉口”为去看望刚出狱不久的华岗而离开剧团的。这一点可以间接表明当时葛琴和邵荃麟还没有结合。

应当指出，《邵荃麟百年纪念集》中的邵荃麟年表^[6]讲，1937年10月在杭州恢复党组织关系，“自此，与葛琴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结为终身伴侣。”的说法恐怕是不够准确的。

按照《葛琴生平年表》所记，葛琴是在1938年4月於浙江龙泉“和华岗脱离关系，跟邵荃麟结合。”也就是说，他们的结合是在1937年秋冬她赶去汉口对与华岗的关系做了最后的努力之后才发生的。这些说法在时间上来看，是彼此吻合而可信的。

而芷茵在《春雨》一文中又这样提到过1938年秋天在金华与荃麟和葛琴重逢的情景：“我们带着疲惫的身体走进了荃麟的家。他和葛琴同志以惊喜的神情接待了我们，彼此诉说着别后的遭遇。不用说，他们的小小的屋子就暂时成了我们的‘家’。葛琴同志像大姐姐一样照顾我们，连我们在旅途中掉落了的衣服扣子，她都要亲手给我们缝上。”的确，荃麟和葛琴那时已是有了自己的“家”了。

不可否认，当华岗身陷囹圄时，葛琴和邵荃麟在工作和文学上有过密切的交往，因此，二人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友谊和感情。《葛琴生平年表》记有，1936年4月“邵荃麟到杭州看望葛琴，并一起交谈了创作问题。邵说了一些题材，得到她的鼓励。邵的第一篇小说《糖》即由她看后寄到上海发表。”而从后来在1937年《丁山集会》时的集体照片中，也可以看出同立在前排的葛琴和荃麟的关系要较与其他人更密切些。然而，葛琴受过良好的家教，是个矜持庄重的女性。她是个有夫之妇，懂得分寸，规避过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从在丁山的另一张三人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出，葛琴上身刻意略微

照片：自右至左，荃麟、葛琴、刘白羽1937年在丁山集会。

倾向於毫不相干的刘白羽一侧，而邵荃麟也同时稍许偏向另一侧，彼此谨慎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二人这一瞬间的肢体语言传达了一个微妙的信息：那时葛与邵之间的感情并没有越界。事实上，我舅舅1975年的信中讲到《丁山集会》结束时，曾这样写道：“你妈离开丁山后到杭州还在龙游华岗家中住过一个时期。”看来，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这话大约是不错的。

本来在社会里，由于各种原因夫妻长期分居而离异，是很普通的事，不只是在动荡的旧时代，即使现代夫妻分居海内外者也常有情感变异发生，不值得外人说三道四。我这里讲述那些营救的细节、彼此印证时间地点、考证他们结合的过程等等，为的是说明葛琴感情的转换并非轻率之举，更不是什么油滑之辈杜撰的那样：“华岗坐牢，葛邵调情”，“护理着护理着，同志爱就转变为夫妻爱。”等富有“刺激性”的猥琐描述。人固有七情六欲，而感情的事也很难断定孰是孰非，但应当说，荃麟和葛琴都是自重的文人，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是严肃的。

然而，华岗和邵荃麟与葛琴的纠缠并没有就此结束。

1938年秋，华岗任总编辑的《新华日报》赫然刊登了一条消息，指斥龙泉县教育科科长邵荃麟是汉奸。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开始不久，这种来自共产党机关报的消息是很令人敏感的。那时邵、葛二人刚从龙泉转到金华工作不久，不但金华地方共产党组织，而且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都有过问此事。这件事给荃麟和葛琴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和困难。要知道，在抗日情绪高涨的时期，汉奸罪是可能使人掉脑袋的事。幸好，这事件的蛛丝马迹已为人事先有所察觉，以至诬告者的阴谋最终败露。据当年与邵荃麟同在金华工作的骆耕漠回忆^[6]，是华岗之弟华白沙的一封被撕碎的诬告信底稿被荃麟发现，从而泄露了“天机”。而荃麟来到金华之时恰是华白沙离去不久，且又刚好住在华住过的同一栋房子里，这真可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见附录一)

照片：骆耕漠，1938年。

原文化部副部长夏衍1975年告诉我：

人非圣贤，亦非草木，加之我难以想象，长期的囚禁生活对一个人的心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误会，因此在这里，除了讲出我所知道的事实之外，对这些历史事件我没有资格和权力作任何论断。我只能重复骆耕漠的说法：这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

尽管华岗做了这些事情，但应当肯定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是坚定的。他从青岛被捕到济南监狱和武汉反省院，均未暴露自己就是华岗，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据舅舅在信上讲，华岗一直都说自己叫刘少陵，浙江金华人，外出经商的。1932年3月山东省委书记任作民(任弼时之弟)在济南被捕，华岗与他在济南和武汉长期同狱关押。任作民在其传略^[8]中对刘少陵(即华岗)在狱中的立场和表现是十分肯定的，认为他是仅有的几个可以在一起商讨如何对付反省院方的人之一。而华岗的一生为民族的解放，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做过杰出的贡献。

出于这些原因，更因为华岗本人在全国解放之后长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我尊敬和同情他。对於这些历史材料我一直采取保守的态度，除了文革中为我父母向党中央写过申诉材料之外，没有对外宣扬过。假如没有人再提到那些令我父母和华岗都心痛的往事，我是不准备披露任何有关内容的，毕竟这属于他们的隐私。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社会里总有些嘴巴很淡的人，喜好在别人痛苦而严肃的生活经历上轻薄地调侃、寻求刺激。中国文坛不乏这类人，近来也渐成风气；他们喜欢谈论别人的私生活，还要以此来卖钱、成名，实在是很无聊。

几年前我在网上就见到过关于华岗和我父母之间关系的流言，知道有个什么教授，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地来写什么“回忆录”，但除了主观臆测、恶意调侃之外，并没有什么正经内容。由于该文趣味低俗、文笔拙劣，有眼力的读者不难看出那纯属是“狗仔”行为、“八卦”文字，我原是不准备理睬。不料，现在这个庸俗八卦居然是又出书又见报了(见附录二)。因此，我不得不费点笔墨把这一段往事讲清楚，替死去的战士挥去“营营地叫着”的苍蝇。同时，也想使人记得鲁迅的话：“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和苍蝇》，华盖集，1925年)

写于2011年1月23日，4月7日2013年补充。

本文曾发表在《传记文学》，北京，2011年第4期，70 - 75页。

《作家文摘报》，北京，2011年5月24日转载。

链接网站首页-阅读更多内容

[1] 余仁凯、张伟、马莉、邹勤南，《草明葛琴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452页。

[2] 葛琴，《<总退却>后记》，原载葛琴小说集，《总退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上海，1937年3月3日初版。

[3] 艾以，《鲁迅与华岗、葛琴夫妇间的一段往事》，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81页。

[4] 吴组缃，《谈张天翼》，载《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305页。

[5] 芷茵，《春雨──忆邵荃麟同志》，原载《东海》1980年第2期；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34页。

[6] 邵济安、王存诚，《邵荃麟生平及著译年表》，载《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447页。

[7] 骆耕漠，《我对荃麟同志在浙江的片断回忆》，载《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54页。

[8] 任作民同志传略，见《山东省志资料》，1959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7月1日。

1938年10月10日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正式成立，在一家旅馆由台胞李有邦出面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义勇队中有从老家龙游出来到金华治病的华白沙(华岗之弟─引者注)和浙大学生张毕来。我同华白沙1927年曾一起关在监狱，在监狱中他用的名是谢芬。华白沙9月底来金华，住在我租的房子楼上，招待会后若干天，因治疗无效转上海。他离开后荃麟来到金华，与我一起工作，就住在我租的房子楼下。有一天荃麟偶然在华白沙住过的房间发现了一封被撕碎了的信稿，他将拼合的信稿给我看，信稿内容出乎我意外，信意是说龙泉县教育科科长邵荃麟是汉奸。大约是10月20日至11月初的一天，国民党《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国民党省党部常委之一、宣传部长)在与我一同去开座谈会的路上，拿出一张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指着上面一条不起眼的二十多字小消息问我怎么回事。我一看，写的正是上述信稿的内容。因为我已经心中有数，立即回答：“这是胡说，无奇不有！”当时我正担任《东南战线》主编，荃麟是副主编。于是我立即以骆耕漠的署名写信给《新华日报》，声明该消息纯属捏造。这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照片：骆耕漠晚年。

本段摘自：骆耕漠，《我对荃麟同志在浙江的片断回忆》，载《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54页。

该片断摘自：《作家文摘》报，第1381期，2010年11月2日。《作家文摘》报引用原书：赵俪生、高昭一，《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