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上世纪40年代初，由聂绀弩主编的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与《战国策》派的策士们就妇女解放问题有过一场大辩论。下面是葛琴参加辩论时写过的一篇政论性文章，她批评了沈从文等人落后的妇女观。半个世纪后，八九十年代，当就业压力增大时，也有不少在其他方面很“开放”、“进步”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几度提出妇女回家腾出职位的献国策。这表明我国的封建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在社会上一直尚有市场，因此，葛琴的这篇文章即使在今天读来也还是有意义的。文后附上的两篇现代短文和聂绀弩当年写的《题记》介绍了那场辩论的背景。

一

抗战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了，还在争论妇女应该不应该解放，这在有些人看来觉得奇怪，而在另些人则简直认为无聊。

然而一个问题的提出来，立刻就能产生这样大的反响，这问题显然是存在着的，决不是偶然或无聊。我以为这个问题发生在目前这个阶段，正说明两个现象：第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确是较前开展了，因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第二、妇女运动虽然展开，但非常不够，甚而犯了形式主义的缺憾，因此使对妇女解放头痛的先生们，利用了妇运的弱点，来乘机反攻，但是更主要的一点，还在这里：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半封建的地位(这也是说为什么妇女解放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然而抗战却使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个神圣的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力量对封建残余的一个猛烈的斗争。联系着这一点，新时代妇女与旧时代封建束缚的矛盾，也自然随着新旧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尖锐起来，在这论争的另一方面，事实是明显地摆着的，三年多以来，多少妇女因为不愿受敌人和汉奸的凌辱而跑到战场上去了，多少妇女迎着时代的洪流而卷入到社会生活中间去了，连高年的赵老太太都要带领子女上战场，又何怪富於热情的新中国的女儿们。

自然在这一潮流的对方，必定有许多人在诅咒，在愤恨，在咆哮，甚或在阻碍，在反对。论争的根源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以为沈先生尹先生等意见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个人的事情。确实社会上有些缙绅、先生们需是要沈先生等来代言的。

在这个论争中间，话似乎扯得很多，到后来简直弄成枝枝节节的争辩，或甚至谩骂了。其实，归纳起来，我想也不过是下面三个极简单的问题罢。

第一，男女平等应该作何解释？

第二，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在哪里？

第三，怎样消除这种不平等现象？

大概是时代进步了，或是人聪明起来了吧？现在的人们似乎不敢像二十几年前顽固的老辈子一样直白地说，男尊女卑是天经地义的，男女压根儿就不该平等，却要绕着圈儿到男女平等的定义上来做工夫了。好像汪精卫并不敢说中国应该臣服於日本，却说中国应该和日本“共存共荣”，其实打开窗子说亮话，还不依然是二十几年前和顽固的老辈子争执过的一个旧问题，就是：男女应该不应该平等？

二

我们看看这次争论中对男女平等的解释吧：

第一位理论家说：“男女的平等应建筑在生物的平等之上。”所谓“生物的平等”就是说“性的平等”或者“性的亲暱”，譬如说自古以来，“老爷都骂过太太，也被太太骂过，这种骂就是‘平等’的表现。”(尹及)

这种理论自然太脆弱了，因为他忘记了人和一般生物的区别，忘记了人还有社会活动，还有政治经济各种复杂的关系。於是第二位理论家赶快来补充：

“男女关系应该重新予以一种解释，在分工合作情形上各自产生尊严感，这尊严感中实包括‘权利’和‘义务’两种成份。”(沈从文)这就是说，女人在家里哺乳育雏，和男人掌办国家大事，或管理经济实权同样是平等的。这样就把我们几千来男女不平等现象巧妙地否定了。你瞧我们是平等的呀！

生怕人家还不懂，於是第三位理论家又出来以说明：

“男人治外，创造经营，女人治内，继往开来，这是生存赋予的使命，天经地义的平等。”(召雨)这么一转，文章就轻轻转回到二十几年前顽固老辈子的理论上去了。

但第四位理论家觉得还不够劲，立刻就引出事实来：“你瞧我有证据。”

他说广西湖南湘西的乡村妇女，他们已经获得劳动机会，他们已经走出厨房，他们早已和男性平等了。(李英茂)

不必再引了吧！这已经是一篇洋洋大观的新男女平等论了。

其实，如果不是故意绕圈子的话，平等两个字极容易解释的，泥水匠拿水平尺到地下一放，水银跑到正中，他告诉你“平”了，小学生做算学，这边数目跟那边数目一样，他告诉你“等”了。虽为男女之间，我想解释还是一样的。那么究竟拿什么来平等呢？那该就是沈从文先生所谓“义务”和“权利”了吧。如果男女都同样是个社会的人的话，则他们和她们在人类社会所应尽和应享的义务和权利上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这并不像沈从文那样机械说“凡事一样”，自然人与人之间也不能“凡事一样”的。譬如沈从文先生是教授，其他人则不然。但是如果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沈教授和其他人在经济的独立上(这意思并不是说收入多少)，在政治的发言权上，在选举权上，都应该是平等的。在论争中有一位先生说“大总统和清道夫是平等的”，此话极对，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清道夫在政治上经济上确实是取得和大总统平等的地位，否则你告诉人家说希特拉和德国一个清道夫是平等的，人家不把你当成一个疯子，至少也把你看作一个呆子。男女之间也然。湖南、湘西、广西乡村妇女确实都在劳动，但是湖南、湘西、广西的男子都还在卖买老婆，还在虐待老婆，还在娶童养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女人还少一样东西，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人格，所以她们虽然也在劳动(照沈从文先生说法是分工合作)，实际上和农民家里一条牛在劳动，意义是差不多的(在封建社会里女人本来是一种财产)。分工合作在某种场合上，我极赞成，男子治外，女子治内，在某一场合上需要这样的时候，我也不反对，但是如果脱离上述这一条，则所谓“分工合作”就变成骗人的糖衣了。那位李英茂先生说过，敌国的女子十之六七走出了厨房总算是平等了，为什么还更要痛苦呢？李先生以为走出厨房就是平等，於是他说“难道又是教育经济或社会地位没有平等吗？”一点不错，没有平等。李先生不要以为女人能赚些薪水就算平等了(妓女也能赚钱是平等吗？)还得看看背后控制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是什么人，自然在敌国并不是那么简单仅是男女的问题，主要还是资本家军阀(他们当然也是男人)在剥削人民，日本妇女是受着双重压迫的呀。所以我们不要把走出厨房就看作平等，走出厨房不过是为了去争取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在没有争取到以前，不平等还是存在的啊。

沈从文先生似乎料到有这一驳，他早就提出一个能力问题来了，他劝女子不要幻想“得到一切”，只要得到“所能得到的”就够了。换句话说，就是女子能力低，根本不能和男子相比，不配和男子一样“取得一切”。能力问题放到下面来说，不过这么一来却把马脚露出来了，就是男女根本不应该平等的，这未免不妥了，於是沈先生再来轻轻解释了一句，“不平等本无‘高下’无‘是非’，只是有一点‘差别’而已”。“差别”算不得什么，妇女们不必反对罢。而另一位先生却索兴更进一步说“这种不同(就是沈从文先生所说差别)就是人类幸福基点。”亚门！

至於尹及先生的生物的平等，我想不必多说，因为沈从文先生已经替他批驳了一半，因为“财富有了意义”。於是“男女之间的生活如何渐渐分出差别(这是沈先生用以代替不平等的名词──注)”沈先生在这里本来是孜孜地争着能力差别的问题，可是一不小心，他的矛却刺到他战友的肤里去了。因为这样一来刚刚说明了男女不平等并不关性的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底下去说，不过这里我们却可以知道人和动物并不一样，人还会使用工具，因而由於生产的发达，而写出一部浩瀚的社会进化史，这在动物界是没有的，因而尹及先生所用以解释动物为什么没有雌雄不平等现象的“唯性论”理论在这里完全落了空。人类社会中并不只男女不平等。前一问题是依附着后一问题而发展的，帝国主义终与殖民地，地主与农奴，这之间的不平等总不会是由於不曾建筑在性的亲暱上，以致“相消，相争，相拒”吧？可见这里还有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存在。男女平等问题不能离开这一问题而单独去考虑，否则一辈子也不会清楚。

三

如果不是固执于李英茂先生那种“妇女能参加劳动就是平等，中国大多数农村妇女已经参加劳动，所以早已和男子平等了”的逻辑的话，如果能够正眼看一看今天中国以至世界大多数妇女的真实生活的话，如果不是把“童养媳”“等郎女妹”“蓄妾蓄婢制”，“买卖婚”以至一切奇怪的事实，故意諉之於差别的话，那么不管他的见解如何，首先总得要有勇气承认一个事实！就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确实存在的。

因此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

对於这个问题，我们理论家是这样回答着：

“男女生来好像是不平等的，神话说，男子用土作成，女子用水作成，科学家说，就生理组织方面观察，男女生来就不一样，在适应组织表现到行为活动或情绪发展时男女更不一样。”(沈从文)

这是说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属於自然的，是由於生理的限制。不过沈先生是教授，说起话来究竟还带三分扭捏。另一位战士就爽快得多了，一个头就直落落地说：

“不管社会上对於妇女会如何看待，不管社会上的环境如何於妇女们不便，这都是由妇女们自己引起来的。妇女们的生理上与男子们不同，是引着妇女在社会上向他们自称为不利(不消说这在理论家看来是大大有利的──作者)方面去的关键。”(黄白藩)

女人倒霉，就因为她是女身，这理由是再干脆没有了。在生理的限制上最重要一点自然是怀孕育婴哺乳。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女子非男子保障不可”(文伯常)，因此男女就无法平等。这几乎是每位理论家一致认为最有力的武器。关于这一点，以尹及先生的说话为最妙，尹先生论及政治三种力──人力，兵力，经济(力)中间，在认为女性是人力的创造者，是“自然界限定作这个工作的人，男子不能与她竞争，这个工作是她的光荣神圣之所在。”这几乎把妇女捧上三十三重天，但是骨子里和其他论客并不两样，用粗浅的话解释起来，是说，“女人者，生孩子的机器也。”尹先生不是马上接着说吗，“在慕沙里尼统治之下，把女性看作产育婴孩的工具，可见时代变了，人们的女性观也变了”？

联系着生理限制这一点，第二个原因不消说就是能力问题了，这就是沈从文先生所谓“男女生来不一样，在适应组织到行为活动情绪发展时，男女更不一样。”，因此到了私有财产制成立时“财产来源与能力不可分，因此男女之间生活地位就渐渐见出差别来”，“女子能力多用於育雏一事，知论发展亦因之受限制。”

沈先生的话由另一位理论家来加以证明。那位理论家指出了女人“才智聪明实在不及男子”之后，便举出事实来“女人的专行如缝纫，烹饪，接生，音乐这四样本行，请问女人有那一样及得男子的呢？中国最有名的厨司，最有名的裁缝，最有名的音乐家都是男人啊！其他行业更不必提了”，於是不胜感慨的叹气说：“优胜劣败，天演公例，无可奈何的啊！”(文伯常)既然“优胜劣败”那么女人受压迫就是活该！而最好的这一位理论家又指出女子不能担任独当一面重任的另一原因，是女人“没有威严的缘故”，而“没有威严的缘故”，又是因为“天赋与女人温柔的性情与美德”──例如说“夫妻吵架，妻往往一哭了之”。不消说，只会一哭了之的人，那能跟男子平等呢？

最后的原因自然又是尹先生的“性的平等”，因为不能从“性的平等”上去达到“相辅相容相成”，自然弄得“相拒相争相消”，太太不肯低声下气去伺候老爷，老爷当然要发脾气要讨小老婆，结果只有不平等了。

一切争论，我想应该从问题的根本上去说起，在最古时代，应该是原始共营共享时代，男女据说是平等的。当时这种平等是否建筑在尹及先生的“性的平等”之上，并无确证，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相信的，就是那时人们还没有所谓“鸟巢一样的温暖的家”，人们都是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夫妻之道，似乎也还没有讲究到，这和尹先生所谓“在家里才能得真实的生物的，长久的平等”理论，刚巧是冲突了。而且那时女子也并没有被男子看作专门育婴哺乳的工具，除了分娩期内，女子和男子一样的从事狩猎与採集果实和战争一类事情，因此“女子的幸福”也就无须“在丈夫的自由里”。

这样生活，据说佔据了人类历史几千万年，如果说男女不平等是天生的，那就奇怪，何以那几千万年竟不会发生不平等现象呢？所以生理的原因也好，能力的原因也好，这还得重新来衡量一下对。

我们毋需请科学家来证明，谁都知道一般现代妇女的身体确是不及一般男子，因此许多事情，女子没有能力去做，例如，挑矿打仗等等。这至少在目前中国是千真万确的。但这是否是向来如此呢，却不见得了。据人类学家研究，在狩猎时代女人肉体的敏捷和有力，和男子并没有多大差别。这话似乎太古了，不能作憑，好在现在世界上野蛮种族还没有完全消灭，有时还可以在电影上看到一点，那些野蛮女子的乳房并不像文明国家女人一样的发达，她们的肢体也并不那样纤细，她们也会打猎打仗，至少她们和男子的区别并没有我们这样大。再拿苏联的例子来说，苏联妇女算是解放了，但是离开解放不过只有二十几年，要使男女的体力悬殊完全改变过来还谈不上。然而据他们在工业建设中证明，过去认为女子所不能担任的若干重工业工作(例如开矿)，现在女子是可以胜任的，而且成效不比男子差，此外在航空上探险工作上，女子都能和男子一样工作。这可见向来的观念并不可靠，男女体力的不同，并非天生的，实在是社会的原因所造成的。

至於育儿哺乳等情形，这自然古中今外向来如此了。自然哺育是足以影响到女子的工作的，女子也决没有理由不生孩子，但这是否就能解释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呢？也不能的。因为哺育的事情并不能束缚女子的一生，并不能因此使女子不能担任其他工作。尹及先生承认生物界雌雄是绝对平等的，可见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也并不曾因哺育而造成不平等现象。原始社会的几千万年中，女人也一样需要哺育，但也一样负担了集团生活的重要任务，没有因此有男性压迫女性的事情，反而倒有过一度母权中心的时期。那么拿哺育来限制女性的事情，可知是后来男人们想出来的方法，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看出了这差别，可能发生许多问题，想用人为的方法求其平等(？)礼教由是而生”，礼教中规定了“男尊女卑”，“男子治外，女子治内”，这样女子才真正成为生小孩子的工具，然而沈从文先生却偏说礼教的制定，是为要“求其平等”，这真是千古妙论，还有何说呢？

哺育既不能作为男女不平等的原因，那么借哺育来限制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事业的情形，自然终有一天要推翻，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已经在打算利用妇女劳动，於是大批妇女被驱逐到工厂里去帮他获得利润，他们却再不用哺育的理由来规定女子居内了，直到希特勒因为假借“女子的天职是育婴”的大道理，把女子赶回家庭去，而现在我国策士们却又去掇拾了希特拉的唾馀来大吹大擂，这实在有点可怜。

能力的问题也是同样的，现在女子能力赶不上男子，连最有名的厨司，裁缝，接产师，音乐家都不是女人，这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没有捧出一个居里夫人来自誇的必要，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一问，女子能力低是天生的还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历史已经替我们回答这一问题了。上古时女子在智能上绝不因为比男人少一根骨头而有所差别，据历史家告诉我们，关於建筑，纺织，火药，的使用等等，都是女子所发明。“在人类社会的蒙昧时期─原始共营共享时期中，妇女能推进人类的经验和经济的社会的发展，积集体丰富的知识，以及完成各样的发见，所以她们不但和男子同样劳动，甚至驾凌在男子之上”(柯侖太──新妇女论)。

那么女子的智能何以到后来一落千丈呢？这是决定於妇女劳动生产地位的变更，而到了封建社会以后，妇女更被赶入到闺房里去，她们被关在牢笼里，得不到教育与知识，体力又一天一天纤弱起来，这样经过几千年，而现在我们却来嘲笑她们：“你瞧，女人多没有用呀，连烹饪缝纫接生一类事情都还不如男子呀！”“女子只能作花瓶呀！”这实在和嘲笑一个牢狱里的犯人说：“你的身体为什么这样不健康呀！”或嘲笑一个穷苦农民说：“你为什么这样没有知识呀？”一样地残忍和狠毒。

至於尹及先生把男女间的不平等原因诿之於没有从性的平等去达到相辅相成的理论，则更有点近乎开玩笑。现在粗里粗气的女子也许是不懂得怎么去和丈夫讲究“性的亲暱”，不懂得用“性的武器”去使“丈夫就范”，不懂得去告“枕头狀”去训“帐帏词”，但从前中国妇女则大致颇会这一套。一个皇帝要有三千个后宫女子，一位老爷也要有七八个小老婆，这些女子除了跟男人去讲“性的亲暱”以外似乎别无所用，可是越讲究，越把女人的地位弄低下了，男女也益发不平等了。纵然做到举案齐眉，但老爷可究竟是老爷，太太依然是个附庸，尹及先生举了红楼梦里一个王熙凤的例，我也举一个迎春姑娘的例。这位贾府上的二小姐，可算是温柔娴静了，想来再不跟男子去相拒相争相消，然而碰到一位中山狼，却弄得终日以泪洗面，这样的事实在中国是不稀奇的，尹及先生怎么说呢？

用性的特质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因而推断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事，这其实不是策士们的新论据(虽然沈从文先生自命为“从较新观点去注意的意见”)，欧美人士们早就说过这样的论调，不过像威尔逊那这死硬的反对女子参政，终究到后来看见欧战中的妇女工作也能和男子一般，便也赞成妇女参政。然而我们的策士们看见了妇女在抗战中稍稍有点活动就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这可见策士们论点虽未见精彩，然死硬程度则着实高超於外国人士。

我们毫不否认性的特质存在，但是却没有理由可以去相信这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妇女的自然性的特质，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发生不同结果”(柯侖太)这才可解释为什么在人类蒙昧时期并没有男女不平等，为什么古代牧畜民族与农耕民族中间男女地位已经分出不同，为什么到了私有制度成立以后，女子的地位更堕落到悲惨的境地里去，也为什么在新的未来社会中女子可以获得完全解放。

所谓经济的条件，主要是说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地位。上古时代男女不仅在生产上，甚至在战斗上都是绝对平等的，所以并不因性的特质产生高下。但后来因为经济条件的变化──主要是劳动分业的发达，妇女地位便由基本劳动到辅助的地位(例如古代罗马)。到私有制度以后，集体的共同经济被破坏了，个别的经济单位出现。在这种新的劳动分业情形下，妇女更被逐渐从生产地位排挤到更次要的，如织布，缝纫或非生产性的工作上──如管理厨房，哺育孩子等等。妇女愈脱离生产经济地位，便愈丧失其独立人格，女人渐渐成为工具商品，可以出卖於市场，可以任意虐待，到封建社会，男子更把这种关系用法律道德规定起来，於是女子便完全丧失其政治经济的地位，自然只有成为男子的玩具或工具。

到了近代女子虽重新被送到生产部门中，但意义却完全不同了，一方面女子没有挣扎其家庭中隶属地位，另一方面却加上了一层新的剥削。古代妇女从事劳动是完全独立的，而现在的妇女劳动和男子劳动一样，都成为一种商品(自然女子劳动是更廉价的商品)，并不因此而恢复了他们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但是由於妇女参加社会生产者日众，妇女解放运动却由此发生了。

经济的条件是决定人类的一切行为的，策士们所指出的种种原因中如生理限制，能力等等，实际上都是从这一条件产生的结果，策士们的理论是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了。

四

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既然如此，那末怎么消除这不平等的现象？第三个问题，就很清楚了。策士们所提出的，跟我们所主张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策士们的路是回到家庭去，我们的路是发动全国妇女的力量一方面是和男子共同参加抗战建国，一方面是争取妇女政治的经济平等地位，从而获得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与新的经济生活的获得，即在这样的途径上，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

“回到家庭去”的妙论高见颇多，这里实在无从一一引述，但有几点是值得提一提的。第一，妇女要求解放问题的发生，是因“一部分人争解放，只是想一个家而得不到，或有了家又太不像个家，因此有问题，解决它并不十分困难，还是从家着手！”这是沈从文先生所谓“从新的观点上的解释”而何以会这样，据说是由於这些女子“身心不大健康”和“体貌有缺点”。

第二，“男女实需要合作，不需要对立”回到家庭去从此互相体贴亲爱，便会化“对立”为“合作”而平等。

第三，中国从前社会统治单位是大家庭而不是国家，“此后吾国国际(疑原文误)局面已变，大家庭统治单位，恐将变成小家庭的统治单位。那里将侧重夫妻的和谐使他们共同力量的发展”，可见回到家庭不仅足以使夫妻和谐，还可以使国运昌隆，这是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古调。

此外还有一位先生把希特拉的意见拿来重述一番，说女子回家，可把工作让给男子，可以减少失业。

“妇女回家”既可少去一批兴风作浪的女英雄，又可以治国平天下，还可以解决国计民生，一举数得，真不愧为战国好策，把全世界亘续了一百多年的妇女解放运动，竟然被解释为一批体貌不扬，身心欠康健的丑女士，为了弄个地位，骗个如意丈夫，在那里捣蛋，因而想到了“三千年后解决这问题，也许可望由医生来处置，从药物或营养方面来辅救，使这些女子女性正常，身心与情绪同样发育正常，而又可以成一个家”。这真不愧为教授先生的高见啊！然而做女人也实在太难了，长得体面了又是“花瓶”长得不体面又是在那里想“骗个丈夫”简直只好步门不出，抱恨终生。沈教授在“谈家庭”里说，“妇女将来若在某一厅某一处有个小小位置，让几个通人性有知识的专家，从男女界性心理方面入手……试作一种研究”这幸亏是男士沈教授说，假使是一个体貌有缺点某女士说时，沈教授岂不又要戟指痛斥说“嗤！她又在想假借妇女问题弄官做，预备骗一个好丈夫来成家了。”在这次论争中间，这是对妇女运动的最大侮辱！

妇女争取解放，其实并不是和一切男子宣战，而是和一切愿意争取自由平等的男子们，一同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在今天就是共同去努力抗战，除了一些抱着夫权死命不放的老爷们以外，妇女解放决不会使男子倒霉吃亏，反而可以得到真正合作的地位，抗战中间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看见妇女起来，仿佛女子要打倒男子，这只好算作策士们的神经衰弱。

策士们以及策士门徒们所标榜的理论，其出发点均基立於狭窄的个人男性自私的立场上，正如沈从文先生自己所说“……对於家的看法，由义务感与生命稳定安全感，而变成享乐的，自私的成分增多，似进步实退步，”因此产生了尹及先生，“小家庭的统治单位”的观念(退步的)和“女子的真正自由在丈夫的自由里”的理论(自私的)，产生了沈从文先生的“软和温暖之外，相当清洁美丽”，“像鸟窝一样的家”(享乐的)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妙论。

其他，他们不是从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观点上去认识妇女问题，而是枝枝节节抓一点现象来评断。某一位太太她怎样满足她的丈夫，某一对夫妇怎样和合亲暱，举一些不相干的例子来证实她的论点，却把社会抗战的条件，民族的斗争，历史的发展，以及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统统忘掉了，因此在今天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和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悲号怒吼中，居然会提议抗战阵线上的姊妹们回去建立温暖美丽的家，回去体贴爱护丈夫，这实在并不奇怪！

我们已经说过，妇女问题是不能和社会问题分开的，在今天中国就是不能和民族革命分开，只有努力於抗战，才能逐渐争取到妇女政治经济上的权利，也只有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才能发挥妇女更大的力量，以加速抗战胜利的完成。

我们并没有主张每一个女子都要抛弃了家庭，这在今天是不能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每个妇女不管站在什么岗位而应该以上述的任务作为共同目标而努力。自然这工作是艰巨的，真正的男女平等，还很遥远。但是正为如此，就得一步一步做去。从根本上做去。历史是在前进，策士们的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终有一天会在人类中实现──虽然今天中国现在的妇女还正在萌芽时期。

我们并不否认今天妇女运动中间有许多缺点的地方，甚至误解妇女解放的意义，这一切我们不必掩饰，但必需更加警惕，更加勉励，发扬我们战斗精神来答复一切污衊和侮辱。

[注]该文收入专著《女权论辩》，聂绀弩编，白虹书店发行，广西桂林，178-196页，1942 年。收入该书的还有：尹及的《谈妇女》，沈从文的《谈家庭》、《男女平等》，何家槐的《呜呼》，沙扬的《妇女与家庭》，以及聂绀弩的《题记》、《妇女、家庭、政治》、《贤妻良母论》、《母性与女权》等，共42篇文章。

绀 弩

一

萧伯纳在他的《日内瓦》里，叫一个极权的代表说过这样的话：“像我这种人不能拿学院里关于理智的胡说来制止的。”从文先生也曾屡次三番申说过“名词纠缠”会“了无意义”，“毫无结果”之类的话。这本书里頭，有从文先生和尹及先生的许多关于妇女的高贵的见解，比如说，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里，女人的幸福是看她的丈夫怎样，应该先努力安排一个家等等，这样或者那样，说得途途是道。但是，为什么是这样或者那样呢，为什么要这样或者那样呢？他们没有说，他们本没有准备和谁辩论，无论谁对於他们的话提出什么意见，他们都不会看，不会听，更谈不上接受。在他们看来，别人算什么呢？“猴子，比猴子尤其是猴子的猴子”，尼采就这样说过。那么，这本书的出版，对於沈尹两先生，只是无书，甚至无书以下，而我们也不会傻到妄想改变沈尹两先生之流的尊贵的头脑。天下还有在妇女问题上和沈尹两先生抱着略略不同的见解的人吧，那么，他会成为这本小书的读者的。

沈尹两先生的文章，不说“为什么”这一点，其实就是他们的高明之处，别人举出的什么女人这样那样不及男子，所以不应该和男子平等的话，反而觉得不值一驳，因为他们都是把过去不平等的结果拿来作今后仍旧应该不平等的理由。

二

读者中往往有很老实的人，这本书有一两个重要点是得先指出的：

第一、有些赞同沈尹两先生的意见的人，同时却不赞同法西斯，他们以为尹及先生之称赞三K主义只是偶然的巧合。法西斯蒂也吃饭、睡觉，巧合的事，岂不可能很多的么？然而这只是这样的作者自己太老实，以己之心，推人之心，同时又没有经常看尹先生办的刊物。在战国策上鼓吹尼采、鼓吹希特拉、鼓吹日耳曼民族，那是久矣非一日矣的事了。

第二、尹及先生的文章里，有一个地方含着杀机。他说，中国妇运受有苏联的影响。当然，要说中国的妇运，一定没有这影响，恐怕也很难；但特别慎而重之地提出，用意就有点叵测了。孙馨帥曾经杀过剪了头发的女学生，罪名也是受苏联影响之类，尹先生先埋伏一句话在这里，倘有黄毛丫头还不赶紧回到家庭里去，说不定有朝一日，临到她们頭上的会是一种锋利而冰凉的东西。至少至少也会使她像掉在什么染缸里了似的，惹得一身尴尬，永远不能见人。或曰、在世界有苏联这东西以前，中国不就有所谓妇运了么？而且中国妇运，不也受过欧美其它国家的影响的么！然而亲爱的傻大姐，这样的事，向来就没有辩论的先例。──这本书里，还有劝沈尹两先生看看苏联妇女的！我真佩服她们到老虎头上拍苍蝇的勇敢。

三

有一个李英茂先生问我，当谈贤妻良母的时候，为什么只提潘金莲，不提孟母岳母等等。这位先生大概有点眼病，我的文章里说书本子上的贤妻良母，都是阔人名人的母，那些母亲都是母以子贤，也就是母以子之阔之名而贤，岂不是连孟母，岳母，以及无论什么母都提到了么？不过我以为中国人一阔，一成名，都爱表彰他母亲，假如他的母亲守过几年寡的话；而且表彰他的母亲也就是表彰他自己，表彰他自己是孝。汪逆精卫不是就有过“秋庭晨课图”么，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那些贤母的事迹是应该打个折扣的。

其实，不打折扣，孟母岳母之流，真又如何足道哉呢？孟母断机，岳母在儿子背上刻字，无论她们的用意怎样好，作的事，终於是无知识的愚妇人所作的。比如我现在正在写文章，忽然发见我的儿子没有用心读书，我就勃然大怒地把这篇文章扯得粉碎，有人会以为我是贤父么？再如，我怕我的儿子动摇，在他的背上刻上“抗战到底”四个字，乃至刻得他鲜血淋漓，大呼疼痛不止，又有人以为我是贤父么？我想，不会有的。男人做了，没有人以为是贤父，女人做了，就贤名千古，是什么道理呢？岂不是以为她们妇道家，本无知识，能够这样做，已经很难能可贵么？如果是，先生，我们从现在起，不需要这样的贤妻良母。需要的是有知识的比孟母，岳母，汪母以及过去无论什么母都要强千倍万倍的女性，她们同时不失为贤妻良母。

李先生又说，问问中国的妇女们看，有几个愿意离开家的呢？不用问，李先生一定胜利。不过我们主张的是男女平等，妇女的真正位置不一定在家等等，如果妇女不受或少受家庭束缚就是男女平等的象徵，即使一个愿离开家的妇女也没有，我们也不妨仍旧这样主张。林肯没有徵求每个黑奴的同意就解放了黑奴，国父没有徵求每个同胞的同意就把我们整个民族从满清的帝制之下解放出来了：那些目不识丁，封建意识在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女同胞们的意见，果真是必需尊重的么？即使是关于她们的切身问题。

四

类似李先生的意见的别的高论，在这本书里，大概都有解答，纵有遗漏，也无关宏指，用不着再说什么。编完了这本书，最使人不能没有点感慨的，就是今天的我们，还在讨论这样的问题，还在编印这样的书。而且不怕读者短气，和沈尹两先生和李英茂先生表同情，在我们的同胞中，还佔绝对大多数，连在我们知识分子中也还有很多很多，不过他们没有写文章，有的却正在那里埋头实干，这倒是一件最可怕的事。因此，不但现在编印这样的书是必要的，就是将来说不定还要编印，一直到男女真正平等了的时候。不用说，妇女们的自身努力，表现出力量来，男子们为妇女的人权而(努)力，一齐以实干回答另一部分的人实干，较之印书或写文章，则尤其重要。

一九四一、四、七、桂林。

盛 英

20世纪40年代的头几年，在国统区如重庆、昆明、福建等地，“新贤妻良母主义”论活跃，“妇女回家论”的争论也此起彼伏。当时，国民党制定的妇运方针(如要妇女多生孩子，少参加政治活动等)又直接支持、肯定这些论调，致使有些地方裁减和禁用女职工事件屡有发生。对此，当时作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和妇委负责人邓颖超，则义不容辞地撰文参加这场女权论辩，许多进步人士也以各种形式参加大讨论，以捍卫中国自己的妇女解放理论。其间，由战国策派挑起的、著名作家沈从文积极投入的“妇女回家论”的那场发难和批判，尤为引人瞩目。

战国策派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宗旨，崇尚“英雄崇拜”和尼采“权力意志论”，并将法西斯理论移入文艺创作与论著中。当时，文化名人、著名作家如费孝通、朱光潜、沈从文等也都为战国策派报刊撰文。以乡土文学和抒情体小说著称的沈从文，为《战国策》撰写的，却是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谈家庭》和《男女平等》，两文很快引起争议。《谈家庭》和《男女平等》两文提出，“解决妇女问题”，须“从‘家’着手”，家适宜于“母性本能”，“又不丧失现代女子所需要的自尊心”；妇女应“服从自然”，不宜“违反生物习惯、社会习惯”，去“希望同男子一样”闯社会，她们的位置是在家里，要“努力安排好一个好好的家”，犹如那“聪明鸟儿”所建的“温暖的窝”；只有那些“生理上有点变态”“男性十足”的、“身心不大健康”“体貌上又有点缺点”的女子，才“到社会上作各种活动发展，来填补生活的不足”。

1941年，桂林的《力报》副刊“新垦地”，在著名作家聂绀弩、邵荃麟和葛琴等主持下，组织了一场同战国策派的大论辩，大辩论除针对《谈妇女》一文外，主要还针对从文《谈家庭》和《男女平等》两文。1942年，聂绀弩把《力报》和《战国策》的这场论战，编成《女权论辩》一书，再次呈露沈从文先生落后的妇女观，以及众人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聂绀弩撰文如《妇女、家庭、政治》、《贤妻良母论》、《母性与女权》等予以批驳，他还亲自为《女权论辩》一书写下精彩的《题记》。聂绀弩称沈从文们是“女权反对者”，并针对其观点谈论女权与家庭、女权与母性、女权对妇女发展的意义等问题。聂绀弩指出，当时的中国，在家庭里的妇女，“往往只作为男性的性的对象而存在”，“家庭的天地是窄狭的”；妇女首先“应该是社会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参加者”，她们“应当有更远更大更多的事业”，以求更大发展；对于家庭，妇女也只有参与了社会，才能使自己成为“时代所需要的贤妻良母”。至于女权会不会影响母性呢？聂绀弩颇有说服力地说道：“母性本身就是一种灵”，“人的母性的内容丰富”，其“灵”能“灵于万物”；而“获得了女权的女性的母性”，就“比之别人的会更母性，更伟大”；女性获得了女权，才能“使整个社会更进步，或者说使进步的速度更快”。妇女的解放和发展、母性的伟大和丰富，都系于对女权的争取与获得；妇女只有走向社会，不囿于家庭禁锢，才会实现这一切。

葛琴以长文《男女平等论》参加论辩。葛琴对沈从文抹煞男女不平等的那些论调，一层层地给予揭开；并论说男女不平等产生于私有财产制的道理。其他许多参加讨论的女性，更加群情激愤，认为沈从文在抗日战争烽火里，竟然“听不到前线的炮声，看不到多少家庭被战火毁灭”的情景，却高谈什么“女子自动走进厨房的故事”，他的“妇女回家论”实际上正起了“麻痹妇女的民族意识”的作用。

原载《中国妇女报》 2002年10月29日第3版

从 容

如果回头浏览一下“五四”时期的报刊书籍，就会发现，性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除旧布新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当家族制度被视为专制主义的根据时，在宗法社会的纲常伦理中被压抑被束缚千百年的男男女女，发出了充满切肤之痛的声讨和呐喊，变革社会制度、家庭制度的强烈诉求中，革除吃人的礼教，享受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人的生活”的渴望与呼唤中，性别问题凸现出来：妇女受压迫，绝不仅仅是妇女一方面受损害，也损害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女子解放，就是男子解放，同时也是社会解放；现代的妇女，要从过去的一切压抑中抬头，从一切束缚中解放，从一切支配中独立；新女性是自由的独立的，她们具有学习的自由、事业的自由、肉体和心灵的自由……这些声音，几乎贯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始终。随着新起杂志的加入、“五四”运动的推动，性别问题更加成为报刊的主要话题之一，被知识分子们常常用来与“民主与科学”、“爱国主义”互为论证。由是，妇女问题，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数百种报刊几乎都谈妇女问题，并不时出版专栏专号；妇女主办或专注于妇女问题的刊物继辛亥时期之后再次勃发，达30种。

在反对压抑人性、窒息生机的礼教传统和专制思想，在变革旧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把既有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作为批判的重点之一，反叛者们的笔锋，横扫几千年来宗法制度、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中男尊女卑的格局，为女子的人格和权利而疾呼。他们发现，性别压迫是普遍存在的，“从最高的阶级起一直到最低一个阶级的妇女，没有不受男子的压迫的，伊们的劳力，是辅佐男子；伊们的妆饰，是男子为自己设备的刺激品；伊们为人类传种的本能和负担，都隐在辅佐和刺激用的下面，过伊们恐怖的羞怯的无希望的生活罢了。”

在从政治、经济、教育、心理等各个方面探讨妇女解放途径时，当时的知识分子深深地触击到(父权制)家庭制度这一性别压迫的起源和最后堡垒，他们提出了“废姓”的主张，认为“姓”是男权统治的表现，是资本制度下“妇女私有”、“儿童私有”的表现，号召海内已觉悟的男男女女废弃“姓”而只用名。但是，这些史迹，被掩盖了，被忽略了，被淡忘了。“五四”的性别主题，悄然湮没了。而且，由于历史的惰性使然，“五四”的遗产在几十年间并没有被意识形态所认同，“五四”的性别主题也在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的高潮消退之后屡被冲击。仅以妇女的就业权而论，后来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从“五四”立场上大踏步后退。

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初期“妇女回家”逆流反复出现时，一些知识分子于1940年4月创刊《战国策》。为实现他们所谓“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战国策》，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何永佶、潘光旦、沈从文等主要撰稿人把妇女摆上了牺牲的祭坛。在聂绀弩主编的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上，“战国策”的主张受到了反击。邵荃麟、葛琴等人发表40余篇文章，11万字，后辑为《女权论辩》1943年出版。

半个世纪后，八九十年代，当就业压力增大时，也有不少在其他方面很“开放”、“进步”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几度提出妇女回家腾出职位的献国策。而不同观点的论者却没能在报刊上得到相当的篇幅来进行“女权论辩”。 从近代前夜，性别问题开始浮现在知识分子脑际时，就是被当作一个思想现象、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妇女的问题而被审视的。

虽然，他们中有许多出发点或目的并不是着眼于妇女的利益，但是从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到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从世纪初年的革命党到无政府主义者，都将性别问题作为改造社会的主题之一。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界更是几乎形成了共识。在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报刊中，各种政治倾向、不同性别的作者提出和讨论的性别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许多甚至为今天所不及。

性别关系上的革命，即妇女解放，堪称改变本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潮之一，可对百年来的这部分历史，多少人视而不见？事实上，任何一个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近现代中国的许多新兴的观念、习俗和思潮，都和妇女解放的思想的传播有关；而妇女的团体和活动，堪称变革的要素。而在传媒中，在历史书写里，“五四”启蒙新潮的一个主题，以及在其中开始确立其人格的一个性别，却常常坠入黑洞。在世纪末回望“五四”，清理遗产时，知识界应当反省自身，在当今知识分子已经相对拥有话语权和自己的话语空间时，是否仍然具有“五四”前辈那种批判的精神？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自己成为学界或文化的主流本身时，在谈论多元文化的题目时，是否缺失了性别这个重要的视角？

原载《中国妇女报》 1999年4月2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