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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外 公 和 祖 父

小 鹰

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出身中产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反叛家庭传统,于1926年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一个光明的新中国献身奋斗,并长期从事文艺工作。在那个时代里,这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相当典型的经历。

他们的存在是有理由的。

这里我以外公和祖父为背景,试图理解生活是怎样驱使父母行动的。

除了时代变革的大环境之外,家庭可以说是一种细微的典型环境。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老一代人有着自己同命运的挣扎和理念,同时,他们与为国家和民族求解放、争自由的年青一代之间又有着矛盾和认知、亲情和关护的相关过程,后人需要走近他们才容易了解。

即使在现代的家庭生活中,我们常可以看到,两代人观念上的冲突与父母之爱心,往往也是无奈地彼此交织在一起。

我的外公叫葛沐春。他年轻时进师范学堂读书,离校后在家乡宜兴丁山创办小学,自任校长16年(1911 - 1926)。关于他,妈妈这样记道:

我父亲一辈,人丁兴旺,可说是个枝叶满堂的大家庭。所谓树大荫子,谁都懂得挥霍享受,反正天塌下来,有这么一棵东西挡着。所以那时家里的人都这样想:不会享受,便是活该,不会趁手捞批,更是呆子傻瓜。据说我的父亲,便是这家庭里唯一的傻瓜。因为我出生时候,他还在念他的师范学堂,读书人的缘故,他后来办了二十几年学校,这是大家认为非常愚蠢可笑的,贴钱又赔饭(还要替他供先生),连母亲也不免要埋怨和反对他。父亲常说,大家手里的日子不好过,这硬是因为父亲没用的缘故啊。[1]

江苏宜兴是以陶器生产著名。在外公办学的阶段,家里也有一个小的制造陶器的作坊,由外婆钱氏经营。由于缺乏资本,作坊经常要预支贷款或借高利贷印子钱才能进行生产。借到钱就生产,借不到就停产,因此无法和资金更雄厚的作坊竞争,往往弄得债台高筑,有时甚至连日常生活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外公不得不辞去学校职务亲自来掌握。崇尚科学技术的外公不肯墨守成规,自行试验创造了一种化学陶器,此后作坊的情况才稍有好转。但中间屡经战事,每次家里都有很大损失,直到一九四零年才算还清债务。是年冬天日本兵又进驻家乡,全家逃难在外。以后再恢复生产又要靠借高利贷才能进行了。

外公是个开明的人,家里再困难也要让女儿永芽(妈妈乳名)读书受教。为了能借到钱上学,外婆便把她过寄给同村的鲍姓夫妇,因为鲍氏的老婆有门路,可以借到钱。妈妈的小学是在家乡念的,初中在苏州乐益女中,在那里她受到过任教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侯绍裘、张闻天和叶天底的启蒙和培养。毕业后因家境不好,外公无法负担她继续升学的费用,妈妈便由侯绍裘介绍到上海大学去旁听,同时在小学和纱厂夜校教书,实行半工半读。她参加过1927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便在地下党中央机关作机要内交。(右边照片是年轻时代的葛琴)

妈妈从小生长在一个旧式的大家庭,那里亲友众多,关系复杂。大伯父一家欺凌工友、迫害下人,令妈妈从小就“非常害怕这个家”,觉得到处都是“”。她憎恶、她不平,年幼的她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挑战长辈的“权威”。长大之后,她更看到家乡的大窑户如何残酷地剥削窑工、卑劣地兼并小窑户;同行间虽同受东洋货挤压,彼此却又尔虞我诈、钩心斗角;而窑工们生活惨苦又全无团结斗争意识,情愿去做赌场主人的衣食父母。……“那时家和整个窑场,全在一天天的破落下去”

妈妈为了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家乡,又怕父亲担忧不放行,“于是十块钱一月的小学校长,却骗我爸爸是五十块一月的高薪,”──这类“良善的”小诡计,在现代的打工家庭里也常可见到──就这样,她离家远走,到杭州去教书了。(左边照片是葛琴在1935年)“我一面做校长,一面做教员,一面做摇铃的工役。全校除了学生以外只有我一个人,但没有过上一个月,生活重担却把我压倒了,不敢向家里要增援,生怕一要,爸爸会立刻乘着火车来把我带回去,于是唯一的增援办法就是写作”。第二个学期,虽然换了一所小学,却仍然是白天教书,夜晚写作。生活的艰辛最终使她病倒他乡,“……眼睁睁的躺在床上。三个月以后,父亲也赶来了,只得辞职卷铺盖,跟着他回窑场。”[2]

幸运的是,外公理解和支持女儿的写作。经外公的悉心照料调理,使大病之后的她“在比较优越的营养和清静的环境当中,渐渐地觉得会拿拿笔,于是理出网篮角里的《窑场》原稿,开始用发抖的手,把它粗草地写了下去。 ……”1937年3月10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她的这个中篇小说。

1937年初妈妈邀请了一批进步作家,其中多数已是共产党员,住到家乡丁山,一起研讨文学创作。参加的作家先后有邵荃麟、张天翼、叶以群、刘白羽、蒋牧良、吴组缃、王惕之(于岩)、梁文若、凡容(朱凡)、徐芝瑟和契萌等。他们彼此交流作品和写作计划,大家分析评价、各抒已见、自由讨论、情感交融,研讨会开得生动活泼。在讨论和写作之余,这些富有激情、热爱生活的的年青人常在空旷浩荡的太湖上泛舟,高唱“国际歌”,并畅谈理想和未来。妈妈作为东道主,负责租赁房屋,操办伙食,处处得到外公的大力支持。外公也同这些年轻的左翼作家们一起谈笑照相。从外公对这一进步文学青年集会活动的态度,亦可看出他的思想开明解放之处。(右下照片说明:1937年葛琴和参加文学研讨活动的部分作家在宜兴丁山。前排从左至右:葛琴、邵荃麟、葛沐春(葛琴的父亲);后排:刘白羽、叶以群、徐芝瑟、梁文若、张天翼、于岩。)

这一集会活动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当时宜兴的报上登有“左翼作家云集丁山”的消息,也有特务监视他们的活动,并多次爬到屋顶、窑上偷听讨论。这次“丁山集会”持续了约两月余之久,以至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曾有过“丁山派”一说。

另外,据家乡的人回忆,这位爱国老人在1938年曾敦促独子葛行之立即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我舅舅本想先上大学,外公说:“(要是)等你大学毕业了,也许已经成为亡国奴了。”[3]1940年日寇进犯丁山,日军司令占据外公家。“他义愤填膺即去南山找到蒋军报告,并和一个军官站在山上,指点自己住家的位置,蒋军也用望远镜了望。葛竭力请求用大炮瞄准轰击,使敌酋和自己住家同归于尽。十分遗憾的是未被蒋军接受,葛毁家纾难志未酬,导致在庄产大船上生了一场大病。”[4]

但外公又不是一个不通世事的书呆子,他处理起一些社会生活上的问题来还是蛮有经验的。妈妈讲,外公常去上海办事情,每次都住在同一家华东旅馆。有一次他和外婆在上海滩乘黄包车,几个瘪三竟将外婆的耳环一把抢去。外婆吃了惊吓,很不高兴。外公便通过关系设法疏通了地方上的黑社会帮派,帮派头领把案发的时间地点问清楚后,传下令去一查,第二天首饰便“完璧归赵”了。

1946年冬爸爸受周恩来派遣,先行赴香港工作,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小孩回丁山老家。妈妈一到,便谣言纷纷,说她是共匪要人XXX的夫人,要带十几名女干部进山打游击。当时水陆交通均被封锁,形势很紧张。家里有人主张快走,有人准备硬拼,外公则竭力主张镇静,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为了避免邮检,他特地差人到外埠去替妈妈投信给有关机构的友人同事求助,结果很快就收到一张妈妈在汉口CC派系《大刚报》担任副刊主编的证明。外公替妈妈刊印名片,把该职称印在名片上,叫妈妈出外拜客。当时有些敌伪人员曾是妈妈在丁山小学的学生,小学开运动会时,外公和妈妈照样去看比赛,他们见了面反而打招呼,说是自己人,不要误会了。同时,丁山的国民党驻军是属于附近湖汊的一个营长管辖。当地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去报告他,要求派兵捉拿妈妈,这个营长听了说:“现在国共合作了,XXX是共方要人,不能轻举妄动,弄得不好,我这个小小营长的脑袋要搬家的。”他不同意捉人,事态才平息了。这时外公对妈妈讲,“现在是走的时候了。”外公亲自陪同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去上海。同行的还有几位亲友,据说是对“消除误会”有功,也跟着到上海去吃吃、住住、“白相白相”。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是妈妈和舅舅后来告诉我的。

大约是1951年春节前,外公到北京来看望我们。他带来几把家乡生产的紫砂壶,其中有一把很特别,壶嘴形似一颗辣椒,壶把是个菱角,壶盖又是个倒置的蘑菇,壶脚是三颗白果,而壶身上还嵌着花生、瓜子、红枣、莲子等等花样,记得外公和妈妈要我一一辨认它们。那时我不到八岁,当着陌生而又威严的外公面考试,总有些局促不安,好像始终也没有能叫出所有的名字。好在这类紫砂壶现在宜兴还有人在做(见右图)。另一把壶体积稍大,线条方正,很好看。上中学后,我常用它来泡茶喝。文化革命之后我就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外公还带了一些龙眼干果、核桃来,比起紫砂壶,这些吃食显然使我们几个孩子更容易和他亲近起来。我们会把核桃放到门框犄角里,利用杠杆原理来破碎硬壳;又把龙眼干冻在水里,待结成冰块后,兴奋地含在嘴里给外公看。为此,妈妈自然少不了要笑骂我们几声“咧嗲相”、“人来疯”。

外公的相貌在我的记忆中已然依稀,但我印象中他老人家颇通医道。有一次妈妈腰痛,他就要妈妈用布袋装上坎离砂,再调上镇江醋来热敷患处,效果很好。那时满屋子都是强烈的镇江醋香味,所以我记得这一土方子。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大概就是醋离子透入的理疗原理罢。还有一次,妈妈脚跟长了个疔疮,疼得不能着地。那时天已暖和,外公便带着我们到外边去捉蜘蛛。外公在胡同里招呼了一帮不认识的小混混,也许是老头儿有一定的威严气派,尽管操着南方口音,那些大孩子还是很兴奋并很乐意地接受外公的指挥,结果终于捉到几只大蜘蛛。外公拿回来放到瓦罐里,用火慢慢焙干,然后捣成粉末,又调制成药膏,用来敷在妈妈的足跟。那天刚好有客人来同她谈论文学创作,妈妈把脚架到小凳上,不敢着地。谈话谈了两个多小时,接着妈妈就习惯地站起来送客,居然发现脚跟已经不痛了,妈妈高兴得不得了。外公讲这就是“以毒攻毒”的道理,我也觉得神奇之极。这用现代术语怎么解释,我就不知道了。

春天来临时外公便离京回老家了。1953年元旦妈妈因公到上海,外公正在中山医院割治胃癌。待外公出院后,妈妈陪同他回到常州家中后才回北京。1954年5月爸爸妈妈从杭州赶到常州去看望病危的外公,但下车后外公已经去世,只好向遗体告别了。外公终年68岁,一生与外婆共生育了11个子女,但抚育成人的仅四人。(照片是1953年葛琴与术后的父亲葛沐春(坐者)及弟妹家人在常州)

外公是一个开明的读书人,教育家,一个爱国的小工商业者,一生苦苦地同命运挣扎奋斗;同时,又是一个慈祥的父亲,他似乎总要照看自己的女儿,不论她有多大。在我看来,外公好像什么事情都有个解决办法,总能度过危机。同他在一起,让人感到心里踏实和信任。

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里一个典型的外公。

比较起外公来,我对祖父邵敬亭的了解就差多了,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能够找到。我只知道他是个药材商人,也开过钱庄,家境殷实。

后来又了解到,从我曾祖父到祖父一辈都是以经营药材为业,邵氏药房曾开设于重庆、上海和宁波等繁华都市。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东邵村的故居建于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它座北朝南,占地1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其中包括有36个明堂和天井、9个四合院、113间房屋,昔日曾有邵氏家族的50多户百余人口生活在那里。从右下照片所示的一侧外墙仍可看出该大宅院的规模和风格。

祖父也同样注重教育,他要求爸爸小时每晚要背书,以备第二天去私塾回课。有一次爸爸总不能背好,气急之下大哭起来。不想大哭之后,精神为之一振,再背时,从头到尾竟一字不错。爸爸说,其实我原来老早就背熟了,只不过已困乏之极,不能正常发挥。因此,爸爸不主张我们开夜车、死读书。

祖父在家里比较刻板,逢年过节或他高兴时,他会把小孩们叫来,亲自分发点心,每人都有定数,格式规矩而隆重,意在要小孩子们懂得珍惜。不过祖父也不失幽默。爸爸告诉我,祖父请他们几个同学到面馆吃饭,首先询问各位要吃些什么,其中一位学生很拘谨,客气地答曰“随便吧。”一一问毕后,祖父便大声对堂倌说,几碗阳春面、几碗虾子面、几碗牛肉面、还要一碗“随便”面!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祖父为爸爸取名邵骏运,是希望他“前程万里”。然而,向往革命的爸爸却一度自己改名为邵亦民。他告诉我,“那时我还是个热血青年,打算在革命成功之后便在亦字上再加一横,我就成了赤民了。”爸爸成长的时期是处于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动荡年代,那时许多传统的观念正受到挑战。爸爸这样谈到自己的幼年

我童年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小说。那时还很少有所谓新文艺,看的不外是《水浒传》《红楼梦》之类,或是林译西洋小说。我父亲就常常禁止我看。有一次,知道我在中学里常看小说,还特地写信来训诫我。在老一辈的人看来,小说总是闲书,而且会移情易性的。

……

老实说,侦探剑侠小说之类并无多大魔力,我幼年时也喜欢看这类小说,但接触了新文艺和生活现实以后,这类东西便觉得索然无味了。[5]

爸爸还特别提到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写的《棠棣之花》对当时青年的影响:

二十多年前,读那一、二幕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那印象现在还有点记得。尤其是《别母已三年》那首歌词,非常为我所爱好,那时正在“五四”以后,个性的解放和反抗中庸主义的精神,在青年中间颇为泛滥,所以像聂政聂嫈那种猛烈、鲜明的性格,便自然为青年们所热烈欢迎。[6]

而他在1950年撰写的简要自传[7]里,则更明确地谈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己的作用:

我是1906年出生在四川的山城重庆,但我的故乡是在浙江省的慈谿。在出生以后的四年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乡村里受完了小学的教育。我的父亲是个药材商人,但他却并不希望我长大后从事商业。当我五岁的时候,1911年的革命胜利了。这个革命对我没有多大影响,可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却在我童年的回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正从小学毕业,被这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所激动了。这个暑假中我离开家乡到上海去进中学,开始接触了这个新文化革命运动。1925年中国大革命开始,那时我已经是个大学生,我捲入到五卅运动的热潮中间,开始接触了上海的工人群众,同时也就热烈地追求马列主义。我狂热地阅读了许多关于苏联革命的书籍,就在第二年春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参加党的工作,在大学毕业以前,被大学的反动当局开除了,从此我就在党内工作。1927年我在青年团的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但是那时我和文学生活还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1929到1934年中间,我患了严重的结核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去休养。在这个养病时期,我读了许多文学名著,对于文学的爱好日深。特别是高尔基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另一个给我影响最深的作家便是鲁迅先生。

当然,他这里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决不是书斋式的。爸爸在回忆自己参加“五卅运动”的群众示威时,写道:

那时示威的队伍被孙传芳的军警包围起来了,前面是机关枪,后面是马队,示威的队伍多少有点动摇了。这时忽然有人第一次唱起《打倒列强》的歌曲来。一唱百和,群众的情感变为一致,激昂、坚强、勇猛地向机关枪冲过去。当时我和许多人都是被激动流泪的,这情形现在想起来犹宛在眼前。[8]

爸爸对我们也讲过这件事,那天他头上还挨了印度巡捕的棒子,爸爸笑着说:“不过,这一棒倒打得我更加清醒了。”

爸爸在1947年跟中学生们谈到新文艺的思想启蒙时,这样写道:

近数十年来,中国社会正在一个新旧蝉蜕的过程中。旧的一代和新生代之间常常有着许多观念上的矛盾。加上社会的不安、政治的黑暗,初初接触现实的中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他的苦闷与矛盾;而这些苦闷与矛盾,不是一般自然科学、常识、语文、数学等课程所能替他们解决的,于是便自然趋向于文艺。反映现实和指导现实的文艺,在这里便恰合地对他们起了思想教育和认识现实的作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文艺对于青年的思想启蒙起了比其它文化部门更大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5]

这一段话其实也正是他自己当年成长过程的真实写照。爸爸对我们的教育方式与祖父正相反,他鼓励我们看些“闲书”,也不干涉我们的日常活动和专业兴趣;有引导讨论,却没有太多的规范约束。家庭里形成这种自由民主的气氛,恐怕与他自己幼年的经验不无关系。此外,我姐姐入党,他们感到高兴,我不申请入党,他们一点也不责怪或在乎。父母没有任何暗示或压力要我成为党员。他们可能是到了一定境界,懂得年轻人的路要自己选择、自己走。

1926年爸爸因为参加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被复旦大学当局开除了。祖父得知后,决定把他送到日本留学,彻底脱离上海这个是非之地。祖父亲自把他送上轮船,想不到启航前一刻爸爸又溜下船,潜回上海继续革命工作。此后,因为生活贫困、工作繁重,爸爸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大吐血到瀕死边缘。那时上海医院无人敢收。后来还是被钟爱他的祖父知道后,花了重金送入霞飞高级疗养院治疗,才勉强地拣回儿子的一条命。

然而,祖父的“麻烦”并未因此结束。祖父把儿子带回老家,为他完婚,但儿子并不承认这一包办婚姻。1934年4月大病初愈的爸爸在上海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伪公安局一月余,几乎被枪决。祖父花了两千块光洋贿买伪警察局长后,爸爸才被释放。

爸爸对封建家庭的反叛,争自由、求解放、救国救民的热忱高过个人的生死和仕途,这是许多“五四”时代的革命青年都有过的经历。尽管“忤逆”不断,祖父临终前还是不停地唸叨着爸爸的名字。他一生疼爱这个聪慧的长子,但无奈世道已在大变,儿子没有按照父亲的愿望发展,这对他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我想,他也是那个时代里一个相当典型的祖父。

2009年9月修改稿

本文发表於《传记文学》,北京,2009年第12期,8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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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葛琴,《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原载1948年10月5日《文艺生活》海外版(香港)第7期。

[2] 葛琴,《我的写作生活》,原载1940年4月15日《浙江妇女》第二卷第3、4期合刊。

[3] 钱杏宣,《铁骨铮铮葛沐春》,原载2006年7月25日《宜兴日报》阳羡副刊。

[4] 思华,《服务社会 奋斗终生──忆葛沐春先生的事迹》,原载《宜兴文 史资料》第四辑,1983年4月。

[5] 荃麟,《从一个基本的观念着手》,原载1947年4月《中学生》第186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第1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月第一版。

[6] 荃麟,《作为一个读者的备忘录》,原载1946年10月7日汉口《大刚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下册,第6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月第一版。

[7] 小鹰,《追忆与思考──纪念我的父母荃麟和葛琴》,自费出版物,2007年,[附录]第165页;后收入邵荃麟和葛琴纪念网站:http://www.azcolabs.com,《附录内容》栏。

[8] 荃麟,《艺术的真实性及其它》,原载1947年12月23日香港《华商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第1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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