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是一个正直的人，处处都以党员的准则来严格要求自己。他身体很弱，患着严重的肺结核病，但从来也不肯放下工作来休养一段时间，经常一边不断地咳嗽，端着茶缸吐着带血丝的浓痰，一边坚持执笔写作或者参加会议。除了一个月二十块钱港币的零用钱和小量稿费收入外，他再也不要求组织上给予他任何特殊照顾，他有时上街，也经常坐三等电车。香港的有轨电车分头等和三等，三等的票价比头等便宜一半。他为人很严肃，不过，我总觉得在他身上的文人习气相当浓厚，温文尔雅，不像张铁生同志那样冷若冰霜。聂绀弩同志说他：“其为人也，口无恶声，胸有成竹，急人之急，损己利人。”这倒是很恰当的评语。1947年以后，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两年多，担任过党小组长、党支部组织委员、文委候补委员等职务，又同在一起过组织生活，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疾言厉色地发过脾气，训斥过别人。记得有一次，有一位跟我私交甚笃的同志把他的一些个人私生活上的“心事”全都告诉我了，这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作为挚友，我同情他并且愿意替他保密，但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我是有义务向领导反映的。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后，我还是单独跟邵荃麟同志谈了，他沉吟了一会儿，把烧了大半截的香烟往烟灰缸里一戳，才慢条斯理地说：“他跟你谈过，就算是向组织上汇报过了，说明他已经有所认识，这件事就算了结了，没有必要在党小组会上或者在其他场合再提起这件事。对于艺术家和文化人，应当宽容一点嘛。我们做组织工作的，特别是作为领导，要注意后果，与人为善，树怕剥皮，人怕伤心啊！”说实话，当时我是深深地受到感动的，我同情我的好朋友，更敬佩邵荃麟同志，像他这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领导人，我一生中遇到的并不太多，而专靠整人和牺牲下级而青云直上的人，倒是有的。(左下图：荃麟(右)与胡绳摄于香港三联书店，1948年)

在组织工作上，邵荃麟看人还是相当准确的。在解放战争期间，作家黄谷柳申请入党，由于黄谷柳在历史上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对于他的入党同题，大家的意见很分歧，可是邵荃麟还是说服了“反对派”，批准了黄谷柳入党。黄谷柳入党不久，就主动向组织提出到游击区去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的请求，当时他可以到粤赣湘边纵去，也可以到粤桂边纵去，后者的生活条件比前者更艰苦一些，所冒的危险也更大一些，但谷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雷州半岛游击区转战了大半年。邵荃麟曾经对我说：“谷柳虽然是一个新参加革命的同志，但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怕牺牲，吃苦在前，在这一点上，他比之一些老党员，可以说是并不逊色的。我们文委批准他入党，并没有看错人。看人，主要应当看他的晚节、大节，重在政治表现。历史上的问题，当然也要调查清楚，但只要不涉及叛徒和特务嫌疑，和国民党的一般关系，倒不必看得过分严重。在国统区工作，跟国民党的大小官僚完全没有点关系，是很难站得住的。”

很多人把邵荃麟看成是一个“书呆子”，这是不全面的。他参加过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打过街垒战，又干过多年地下工作，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在正常情况下，他在政治上还是很成熟、很老练的，比如在抗战后期派遣吴大琨同志打进美国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工作，就是由他亲自策划和部署的；不过，在一种反常的情况下，例如在六十年代中期和后期，那就很难说了。不管怎么说，他的自我克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他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没有诬陷别人，最后悲惨地死在北京北郊的秦城监狱里。他是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庄严称号的。

……

关于邵荃麟，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到他。要记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情况，无论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都回避不了他这个人的。

在香港那两三年，我还是挤出业余时间写了两部书：散文集《浮沉》和报告文学集《控诉》，还翻译了半部书──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搏斗》的上卷(下卷是由一位女翻译家陈实翻译的)，后来这三部书都由“人间书屋”出版了。《浮沉》里面有几篇文章至今我还是很欢喜的。张铁生同志曾经劝阻我不要出版这本散文集，说那里面有一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淡淡的哀愁。锺敬文教授却很欣赏它，特别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替我辩护。这本书很畅销，一连印了三版，大概买书的读者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居多，臭味相投嘛。邵荃麟也读过这部散文集，他的评价是：没有八股腔，有几篇文章写得很美，但是情调有点……。他没有说下去，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些不那么正统的东西，甚至有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不过，邵荃麟认为，像这样的书还是可以出版的，不至于“贻害青年”，在这一点上，他似乎要比张铁生同志更思想解放一些。对于文学作品和文学家，他一向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的，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也是如此。直到反右派斗争以后，他还经常向我打听王蒙和邵燕祥的消息，说他们是很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至于冯雪峰同志，则更是他家里的座上客。在文艺界的高级领导干部中，跟“右派分子”不怎么“划清界限”的，除了邵荃麟，我似乎还没有看到过第二个。

1940年6月，我离开浙东应邀去皖南新四军之前，在义乌冯雪峰同志乡居神坛村处，作过第二次走访，然后到金华，住在邵荃麟同志处，与由新四军出来不久的彭燕郊同志等为邻。当时由上海去皖南的林淡秋同志也在金华等候汽车。邵荃麟同志为我写了介绍信，是直接交给部队的。我当时还误以为是党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到军部碰见南方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以后，始知此信为一般的(作为作家走访敌后游击区的)介绍信。因此，曾山同志说：你的组织关系还没转来，先留在宣传部工作一个时期，等转来关系，再参加党的组织活动。不过，一般的党内政治报告会，还是可以参加。

当时，我还不知道，浙东《战旗》负责编辑工作的陈午韵同志认为笔者是“自由行动”，因而组织上始终没有把我的党员关系转到新四军军部去，由此断了党员的组织关系。

离开浙东前夕，在中共浙江省文委邵荃麟同志支持下，笔者与聂绀弩、林淡秋等人秘密参加了一次纪念高尔基逝世四周年晚会，举行了正式的悼念致哀的仪式。由邵荃麟同志作了关于高尔基生平的报告，朗诵了“海燕”，集体合唱高尔基作词的《囚徒歌》！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还有杜麦青(原文误为张麦青，下同，引者注)、计惜英、彭燕郊以及葛琴同志。

次日，我伴同林淡秋等同志离开浙东，邵荃麟与葛琴夫妇去福建工作。仍在金华留下来的，国际新闻社有计惜英同志，解放台湾义勇队王坪、张毕来同志，《浙江妇女》编辑林秋若同志(她早在我们之前去过皖南了)。杜麦青同志则去屯西协助骆耕漠同志工作。而聂绀弩同志与诗人彭燕郊也先后去广西桂林，应《力报》之约任编辑去了。

1940年10月，笔者经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批准，又回到浙东。离浙前，专程去嵊县找党的组织关系。在陈午韵同志宅院内，只碰到竹可羽。当时，他也失去了组织关系。未找到党组织，到义乌神坛去三访冯雪峰同志，并作了离开皖南及嵊县之行的汇报。当时，浙东形势已逆转。最后，秉冯雪峰的旨意，并取得冯的资助，离开浙东，转赴桂林去了。

我似是在1940年元旦之后到达金华的。这是我第三次来访，街面上却已不是初次流亡来浙江到设建厅报到时的情景了，那时所有商店都半关着，从上海、杭州逃出来的过客又特多，空袭警报也频繁，人人行色匆匆，一派战时紧张模样。

柴场巷15号(右图)是座木料门面建筑，那江浙式两层楼的楼窗以及漆着土红色的栏杆，在白粉院墙之外就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木料门面的两层小楼西厢还各有一间角楼，因而从院门到带楼道长廊的前厅是日常不见阳光的阴凉小院，砖铺过道，石缝间长着绿苔。对我说来，虽是第二次来作客，但却说不出的亲切，真是欢欣如归，仿佛边防哨所的战士回归大本营驻地一般。因为当时在这东南半壁，我说过，金华已成为如武汉一般的左翼文化重镇，而它的大本营，就是在这并没高挑帅旗的柴场巷15号。那白院墙门侧，却挂了一个“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办事处”的方型标牌。这个木面结构的两层楼小院的主人，就是来自上海的两位左翼作家：男主人就是十年以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同志，女主人就是三十年代为鲁迅所赏识的介于丁玲之后萧红之前出现的女作家葛琴，可以说他们夫妇两人都是鲁迅先生周围的中共党员。还有一个著名的杂文家聂绀弩同志(左下图)， 他就住在这座小庭院的角楼上，另有楼梯出入。我们就是在这个角楼上第一次相识，而他同样可以说，是来自鲁迅身边的左翼作家，当鲁迅先生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豫菜馆举行便宴，准备介绍《生死场》、《八月的乡村》的两位作者与茅盾夫妇见面时，作陪人中就有聂绀弩与周颖夫妇，足见这位杂文家当时多么为鲁迅所倚重了。我当时想到要见面的这位“名士”，就不禁要自笑，他是那么才气横溢，诙谐有趣，而且是为我时常所怀念的。我却没想到，在前厅里首先见到的是冯雪峰同志(右下图)。这是在我初访他乡居写作的神坛村之后，又一次异地之逢了。我立刻想到，这个小庭院岂不正是一个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作家的又一大本营么？这个在金华聚会的左翼作家阵容在我想象中，也正应该是《战旗》革新号的阵容。自然冯雪峰同志是“有事”来金华走走的，知道我要来，又留下来等待和我“见面谈谈”的，他就要回义乌县继续他的山间乡居的著述生活去了。他身穿一件灰色中式长袍，俨然是隐居的学者或大学教授一般，又是一番干练自重而半点尘俗不染的模样。实际上，他所说的“有事”来金华走走，我不须问就猜到或是来金华听取党内指示或是党内有文件传阅。我哪里会想到中共中央东南局已经在金华建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邵荃麟与冯雪峰都是属于东南局的文委委员，而且后者又是经由这个庭院的主人的关切，在周恩来同志1939年过浙江时，重新又接上了离上海时中断了的党内组织关系的。因而这个东南半壁的左翼抗日文化中心，不仅仅是来自故去的鲁迅先生周围，而实际上还是团结在周恩来同志周围的组织实体。自然，正由于这样，反而是不能全班人马都在一个地方期刊上出现，这样的阵容是会招忌的。因而当我刚刚说明是来金华组稿的，并欢欣地说，很希望冯雪峰同志为《战旗》写篇专论时，雪峰同志两只眼睛在笑时眯成月牙下弦形，指着邵荃麟同志说，向他“批发”嘛！ 国际新闻社是今天抗战文化领域里的各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的托拉斯，从他这里“批发”好啦！邵荃麟同志仍然是深蓝色西装，黑呢大衣，黑色领带，同样欢欣的笑着，文弱而秀气的脸上，有双慧敏的眼睛，说：“我们正等着你来呢！”又问：“你怎么和密斯W认识呢？我说：“这你又怎么知道呢？”对方不禁霍霍地大声笑起来，向冯雪峰同志说：“他给密斯W的信，我都看了，你知道，她现在已经和金华的一个有少将衔的人物订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脸红了，只觉得一阵耳热，就像什么秘密都已被戳穿的孩子般坦率的笑了。我奇怪，我给这个充满浪漫主义热情和幻想的女孩子的回信，怎么会落到荃麟同志手里呢？荃麟亲切地笑而不答，有意和我作耍一般。就在这时，女主人葛琴同志回来了，她是那么健壮，绿色旗袍外面罩着件灰色西式外套，高跟鞋得得作响。她笑着，天真地闭着嘴观察着，仿佛知道我刚来，而且她已经看出来，我们正谈着什么神秘而又有趣的事物。她用眼睛左右环顾地探询着，等知道是因荃麟看到我给密斯W的信而在揶揄我时，就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完全是抚慰我一般地说：“他不告诉你，等我告诉你！”她需要进去换换鞋，那神气是故作抱不平的姿态，又说，干什么，人家刚从外地来，就这样挖苦人家呀！虽是一种姿态却使我感到亲切和宽慰，就像是在老大姐维护之下的小弟弟一样产生了一种依赖之情。可见这位三十年代为鲁迅所赏识的左翼女作家长期处于地下共产党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同志当中亲如家人的感情所具有的吸附力了。这也正是我初次来访就奠定了的一见如故的友谊由来。我之所以一见那由白院墙围遮而半露的江浙式木料建筑的楼廊栏杆而有一种远游归来的亲切感，就是产生于男女主人对我这种坦率而又亲切的真挚的友情。

自然，冯雪峰同志也是那么天真的笑着，却不想正在嬉笑间，又从厢房里走出来一个人，大衣披在肩上，一头乌黑闪光的卷成圈儿的头发，使我大吃一惊，这不是我的同乡诗人辛劳么？他见到我愕目以视的样子，也有些腼腆的神色，他那两只咕噜噜乱转的乌黑乌黑大眼睛笑着，说：“对不起！我没走，真的，是走不开！”并转脸向荃麟同志求援一般地说：“不信，你问呀！”男主人就说：“是呀！他在写东西呢！”这位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很浓的诗人，一边说话，一边低头不时看看自己那两只手，原来他一手握着青田石图章，一手握着刀具在忙碌着，边说边刻边用小巧的嘴唇吹着刀刻处的石粉，发出噗噗的声音。现在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因为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已经成为我们左翼文学艺术界继柔石、殷夫与胡也频等五位烈士之后而牺牲于苏北土桥监狱的革命烈士了！在这里，我只能遥望南天，默哀致敬！不须说，我的同乡诗人辛劳在我离开嵊县中学未能北去补我的教席位置，是为校方所不理解的，会以为我失诺言，言而无信。后来听说，我所遗留的课务全由校方的同事分担了，且也分领了为我留给诗人的一个月的工资，算是额外的赠补款数。因而都也没有什么意见。

仿佛诗人辛劳的失约完全不须再解释什么了。还没有等女主人回到前庭那间红木家具简单却充满“书香”气的客室，男主人就已经向同样等待解答而又全神贯注的冯雪峰同志交底了。原来那位已经与带有少将衔的左翼抗日友人订婚的女士，也曾经作过这宅院里的临时寓客。由于旅途中遇到风雨，手提箱又渗水，里面装的衣物与保存的若干私人信件都湿透了，她就在院墙门道口里晒，衣物一件件都摆在砖砌的走道上。这是小庭院里唯一能从门道外射进一块桥孔型的阳光的地界。信呢？自然也是一封封抽出来，一片片信笺也摆在走道上晒。不知怎么为荃麟同志从中发现了信封署作“三界茶场”的一封，说：“这不是骆宾基的字迹嘛！”又问：“你们怎么认识的？”那善于交际的女客人就坦然取给他看。原来，我又向她要照片，又希望她能去三界茶场玩。自然，这是我的回信。她或是初次来柴场巷做客偶然和我相遇，而来信谈谈自己对理想的追求之类，我已记不清楚了。总之，回信也是过分热情洋溢。据说接到我的复信，她确也有所游疑，但那位当时在金华有名的风头人物，对她是一见钟情，天天相邀、相伴，出入相随，已经不容她有片刻驰思遐想的时间了！我在刚刚伸出探索什么的感情触须陡然受到挫伤，因而温州之行的内涵因素，我就没有在这个场合吐露。是的，我将要到温州去过春节，主要的是为了会见一位等待我去会见的女友。

1944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快要占领衡阳的时候，桂林进行大疏散，湘桂铁路的桂林北站南站，行李堆积如山。火车在运拆下来的铁轨。客人无法买票，抢着上火车。我一家人要逃难，却没有路费，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邵荃麟。他要我不要为难，告诉我他手里有笔钱，是组织上布置的，专为救济湘桂逃难的文化人的。他当时给我两千元，一家六口人可以顺利地逃难了。但他在那样大混乱的时候还不离开桂林。他说他要坚持工作，让所有的进步的文化人和作家，全都安全走了，他才最后撤退。他那时也有儿女，他也着急，但为了党的工作，他坚持到最后时刻(讲到这里，又不能不怀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的作家司马文森，他那时在桂林汉民中学教书，动员他的学生，帮我一家拖上火车的)。

同年我逃难到了贵阳，生活又发生了困难，同住在一个客店的客人，给我三千元，也说是组织给我的。我和他并不认识，但他说他在邵荃麟家里见过我一面，我才记起了，是有这么一回事。这个人便是解放后在四川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亚群同志。他在当时，也担任了救济湘桂逃难的文化人的工作。这件事也隐微地透露了邵荃麟同志的关心。

到1944年秋湘桂大撤退时，他坚持留到最后，组织撤退进步文化人的工作，一一送给路费。对我也用“新华日报社”的名义送了大洋五百元，叫我尽快离开即将陷落的桂林。

荃麟同志对所有同志的帮助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而且带着深厚的感情，湘桂大撤退中，我在柳州车站又见到他们一家。他们坐在一列待开的火车的尾卡上。我要留在桂北敌后，就托他把《冶炼》和《深秋》两部中篇小说的原稿带到重庆去。当时一切都在极度混乱中，到处是难民，敌机又不时来轰炸。他们往重庆的途中充满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但他终于把这两部稿子安全地带到重庆，并且介绍给出版社出版了，出版后还托人把稿费送到柳州，送到我手上。

[1] 黄秋耘，《我走上了文学道路》，载《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版，127 - 131页。

[2] 骆宾基，《抗战初期到浙东(回忆提纲)》，载《书简·序跋·杂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206 - 209页。

[3] 骆宾基，《一九四零年初春的回忆》，同上，237 - 243页。

[4] 涂光群，《赤子作家骆宾基》，载《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

[5] 千里，《报业忆旧》，载香港《文汇报》，1982年6月21日，21版。

[6] 艾芜，《悼邵荃麟同志》，原载《文艺报》，1979年第4期；后又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59页。

[7] 于逢，《悼念邵荃麟同志》，载《南方日报》，1979年5月25日，收入《于逢作品选萃》，花城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后又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83页。

[8] 苏关鑫主编，《邵荃麟、葛琴在桂活动简况》，载《旅桂作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