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作品：文字流利，你读下去不会皱一皱眉头；读完了你也就明白了作者所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你舒舒服服，你放开书，可以做别的事；你愿意让书中的“人”“事”在你脑膜上多停留一回儿，可以；你不愿意，也可以。

然而又有另一样的作品：你得耐烦一点，方能读下去，因为有些字眼你觉得不顺眼，有些句子你觉得太累赘；你一路读，一路得想想方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你读完了，头从书上抬起来，松一口气，放开书，打算做别的事了，可是书中的“人”和“事”却不肯离开你，它们捕住了你的思想和情绪，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如果我们真能保持某种所谓“心理距离”，唯美地来评价此两者之轩轾，一句话就够：前者的技巧是圆熟的，而后者则是生硬，幼稚。

如果一篇作品的艺术性当真可以这样狭窄地拈定“技巧”二字游离了来品衡呢，那自然不会再有问题，……一边是园熟，又一边是幼稚，这是显然的；否则，应该被提出的问题就很多了，而首要的最使我们困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后者捕住了我们的思想和情绪而前者则否？

要是一般地研究为什么有些作品捕住了我们的思想和情绪而又有些作品则否，那可不是一二句话说得完密的，但在这里的特例中，我觉得只举出一点来就足够：前者被写作的当时，作者的目的是一件美丽动人的故事，书中的“人”和“事”是在作者提笔的当儿(或者说得科学些，便是作者发心要写一篇小说时)，这才从他丰富的想象(或灵感)跳了出来的，……它们仅仅为了作者需要它们而临时产生的，又使它们不是这样的被随手拈来，作者和它们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心理距离”，却是断得定的。至于后者呢，刚刚相反：作者连尝试写作的念头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有若干“人”和“事”老在他脑膜上来来去去，有时淡薄，有时浓烈，而且时时有新的加进，直到轮廓固定起来，赫然站在他面前，作者乃濡毫伸纸，要把它们捉到纸面，这当儿，作者不但不会记到将来有读者(因而读者的读得下与否，皱眉头与否，喜笑与否，都非作者所顾及的)，并且也忘记了有他自己，他和所写的“人”和“事”成为一体。

由这样的过程产生的作品，尽管它幼稚，然而真实；尽管它画人只能画个半面，然而这半面终不失为有血有肉的活人，尽管它文句拙劣生硬，然而不因此而掩盖了作者的感觉的新鲜。

与其读工整平稳不痛不痒的作品，我宁愿读幼稚生硬然而激动心灵的作品。对于葛琴的《窑场》和《总退却》，我的感想就是如此。

《总退却》是短篇集，共七篇；最早写成的，就是《总退却》，在一九三二年春季，但大多数是一九三六年的作品。

《窑场》是五六万字的中篇，作毕于今年(一九三七)一月。故事是“一·二八”以前宜兴的窑业 …… 财力雄厚的窑户如何争夺“泥场”，又如何兼并小窑户，剥削窑工，如何以接收东洋人的定货为唯一生财之道而终于被“一·二八”的炮火弄成破产。作者对于窑场的生活是有真知灼见的，她给我们一幅生动而真实的手卷，从工场到窑户的帐房间，从吮吸窑工汗血的赌场到窑工们猪窠似的家；但是作者并不以表面的窑场生活描写为满足。我看见过有些“画报”上介绍了窑场的生活，一幅幅的照片说明了窑货生产的程序和窑工们的生活状况。我们亦宛如身入窑场，然而正如走马看花的参观者，我们看见的只是某种生活的表面，我们不能接触到此中人生活的内心。《窑场》的作者却以描写表面生活为手段抉示了内心，而且提出了不容人不深思的一些问题；她指出了那些辗转于饥饿线上的手艺工人毫无团结的意识，成为窑户手中的俘虏，然而生活的惨苦又迫使他们要求低级趣味的刺激，于是他们又情情愿愿的做了赌场主人的衣食父母；她又指出了那些大窑户既以卑劣手段兼并了小窑户，但因市场缩小(这当然和农村经济崩溃有关系)，虽能多产却无销路，不得不以东洋定货为唯一指望，可是他们大窑户又不能团结，反彼此跌价竞争，大量的做赊帐，妄思打倒同行，独揽全部的东洋定货，结果是货款收不起，现金周转不来，即使没有吃着借口“一·二八”的倒帐，也必搁浅无疑。

这一些“事实”，倘若不是作者从生活观察而积累得来的结论，而是仅凭耳食，则作者纵使有更高的技巧亦不能完成比《窑场》更真实些的作品。

短篇《总退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技巧上讲，这短篇并没比《窑场》坏了多少，但是其中架空蹶竭之处，我们不能为作者讳饰，《总退却》中大部分的描写是没有实感的基础的。我们赞许作者的严正的立场，前进的意识，对于奸邪辈之痛恨，对于英勇牺牲者之深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在艺术上这是最弱的一篇。

《犯》和《枇杷》(皆收在短篇集《总退却》中)的主人公都是贫农家的儿童。作者写那些“小野蛮”的农家儿童颇有卓越之处。《犯》的主人公发茂弟，即使称他是典型的性格，也不为过。发茂当然说不上有什么“教养”，在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十足的野孩子；然而他的朴实的天性使他能够憎其所当憎，──当他记得妈妈“天天像啄木鸟似的在爸面前啄着”，“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啄进那阴气沉沉的棺材铺”，而且当妈丢下他和他的爸而出去帮佣，他直觉到这“不是好去”的时候，他憎恨“眼梢向下挂到”的“鳗鱼嘴”的妈妈；当他被狼样的棺材铺老板冤诬为贼，被赶回家，在路上碰见了偷竹笋的小泥鳅时，他憎恨这偷窃的行为，甚至将小泥鳅打倒在地上。他的朴质的天性又使他知道做应当做的事；所以他虽然害怕那棺材铺，但当他爸送他去，“快近棺材铺的街路上，爸呆呆地停下脚步，摸摸发茂弟的头。发茂弟觉着心里一酸，立时有股热热的东西，将从鼻子什么地方冲出来，可他极力忍住 ……，“从此他对自己发过誓，死也得拼命干下去，决计不再叫他的爸为了他担心事”。他在棺材铺里什么苦都能忍受，直到老板冤他做贼，赶出了他，而且当他正因自己的不幸而痛恨一切贼的时候(他的朴质的天性不会疑到老板的失钱袋是假托)，虽然他打倒了偷竹笋的小泥鳅，并且说要送到禁山会去，但相持了五分钟，终于各人走各人的路去了，“发茂弟一路机械地走着，心里什么都没有了。”最后，因为爸的那群鸭老不肥胖，爸的饭量减少到没有，发茂就瞒了爸去和小泥鳅一道偷竹笋，弄一块钱来给爸，骗他是妈妈那边拿来的。他第二次去冒险，被禁山会里的人捉住，押着游街，可是他不以为意，直到将近那棺材铺，看见了那狼性的冤他偷钱的老板得意地嘲笑他，这才使他伤心起来，杷牙齿一咬。

发茂是倔强的，但决不蛮横；他没有受过圣贤的教训，不知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他恨他的妈，因为妈不体谅他的爸，也不懂得他自己；他爱他的爸，因为他觉得天下之大，只有他和爸俩是利害一致，不相遗弃的(妈借口出外帮佣赚钱养家自寻出路去了)。他的是非观念不发自传统的信条和习尚，而发自切身之利害；善善恶恶，他自有其主见。这就是发茂之所以可爱。同样的性格亦见于《枇杷》的主人公小溜子的身上。小溜子憎恨他的爸，因为他爸的生活和他及他妈没有共同点；也憎恨一个渺不相干的“黄黄的脚带脸的”“臭黄鼠狼”女人陈七婶，因为小溜子饿得要命的时候那女人在买端阳节的点缀品 ── 枇杷。小溜子又是很“硬气”，当他发见了那个“米粉囝囝”在戏弄他的时候，虽然看见那想望已久的枇杷塞到他口上，他也坚决地“不要”了，── 一手打落而且踹得粉碎。

但对于儿童理解的特别深刻，也许是女性作家的偏长罢，作者此外各短篇却见得逊色。《一天》写一个农民到都市来，在报馆里充当杂役，跟工人们合不来，对于机器也不感兴味，但是农村中人艳羡都市的那一点“虚荣心”使他仍旧住下去，── 作者描写那主人公阿二的心理也相当细腻，可是病在繁琐，又没有抓住中心点来浓点几笔，读时就觉得人物的轮廓像隔一层雾似的。《路》及《罗巡长》与《总退却》同类。在我的意见，还不如《一天》，虽然这两篇的题材表示了作者视野之阔大。

就《一天》，《犯》，《枇杷》三篇而言，作者有她个人的风格；她的章法是不整齐的，然而散散落落写来，却构成了一个总的形象，在《犯》和《枇杷》中，这是灿烂的而且有力。而她的感觉的新鲜，时时成为技巧上的一种异彩。例如写“鲫鱼娘”的一段：“他(发茂)知道那些雌头(鲫鱼娘)也像拖着大肚子的妇人们一样的懒，一样的怕动，常常躲在靠河岸的石子缝里，看见有人去捉它了，常常把半个身子撵在洞缝里，还拼命游着它洞外的青尾巴，做出一副又蠢又傻的样子。”(《总退却》集，页一一八) 又如写发茂的妈妈的怨天尤人的碎嘴：“……天天像啄木鸟似的在爸面前啄着。那是妈，都是妈的那张鳗鱼嘴，啄也啄的，把自己的亲身儿子啄进那阴气沉沉的棺材铺去了。”(页一一九) 又如：“发茂弟骤然身子一软，眼前可什么都瞧不见了！伞似撑着的白果树；几堵黄泥墙的小村庄、田畈、大路；跟着大路流去的，那穿村而过的淙淙涧水河：都在一阵混乱的摇旋中，旋出天的外面去了，……”(页一四二) 又如写《枇杷》：“小溜儿一直望着陈七婶这臭黄鼠狼，用衣襟兜起那些翘着尾巴的，个个有小鸭屁股那么大的大枇杷，……”(页二六八) 是这些闪光的句子使得阴暗的《犯》和《枇杷》有异样的风致。

但是字句上的拖沓和累赘，有时也不能免，似乎作者也自己觉到罢，所以她在最近作的《窑场》中力求简洁起来。不过矫枉过正的毛病却也来了。我的偏见，以为《窑场》失之粗硬，反不及《枇杷》和《犯》虽间有累赘之处然在大体上是细腻，新鲜，特有一种光彩。也许作者觉得《窑场》那样的故事应当配以峭劲的文句，所以改变了她的素来的手法罢，然而何必拘泥，更不必勉强。

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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