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谓写作和写作生活，我想凡是摸过这条路，或者正想摸上这条路去的人，他至少已经回答了自己这几个问题：为什么写？为什么人写？写了预备获得些什么？否则怎会想写，又何必写呢？所以我想一个写作人，当他在脑子里构思的时候，直到他在原稿上写下他要写想写的东西，这中间，自然而然的会有种力量在压迫着他，紧咬着他，甚至支配着他。使他不能装假，撒谎，譬如他仅仅只看见一个人的鼻子，或者连鼻子根本就没有看见过，他就不能说凡是人的鼻子都是如此，凡是鼻子，大概，嗯，大概都是如此而已。讲得那个点，无论写作人会怎样的苦心缀饰，甚至具备着一海的天才和灵感，他至少得经过实生活的磨练，实生活的累积和概括，否则他又怎会产生作品呢？所以我想，一篇有生命的作品的产生，都是不容易的痛苦难产，经过着产妇痛苦的孕期与痛苦的挣扎呻吟才落地的。如果要把写作和写作生活来打个比喻，我想大概就是这样。

至于我自己，实在可以说没有写过什么，有时偶尔写了一点，甚至连自己要再看一遍的勇气也没有，所以更谈不上什么写作生活了。但事实尽管如此，心里还是常常想写，不，似乎有些什么在迫我写，说起来实在傻劲得很。

的确，我从小就有这么一副傻劲，这，要怪我那位老住在娘家的寡妇姑母。她为着要老住在娘家，就讨好我母亲，就把我整天拉在她身边，哄我，骗我，我看见她嘴角上老冒着白沫，起初说天道地，山猫老虎的，后来慢慢地又告诉了我许多真人真事，而且一来就提到我的三姑母，“活美人啊！”“可惜死啦，给她的婆婆迫死的啊！”“伤心，头发多长，乌云似的，她用头发吊死的啊！”于是她的眼泪淌下来了。然而她的眼泪还没有干，又告诉我许多什么飞檐走壁的男女英雄好汉，她说好人不在世，世上的恶人太多了，多得连阎罗大王也管不着这笔帐，所以有人要练本领啥！

不错，越想越不错。说来真好笑，后来我五体投地的要我那位姑母教我练起本领来，而她也不知那来的这副傻劲，居然就把几个白铜钱扎在我的小脚上，据说要天天加一个，加到后来就可以拖铅，又不知要拖了多少斤铅，人就会飞了。自然会飞多好，我想一会飞，就得去找三姑母的婆婆算帐，不然她什么道理可以迫死我的姑母？但是本领只练了两天，我爸爸忽然知道了，可怕，他睁着很大的眼睛骂我，还指指我伸出的小手掌说如果下次再傻，他就不客气要打了。自然不愿意挨打，从此也不敢再练本领。但本领尽管不练，种在心里的傻气还是不肯跑出去，自己也莫明其妙，对于家里那些被骂挨打的丫头老妈子，心里异常的发气，尤其是打骂的人，不一定要比她们力气大，甚至比我小的人，居然也有资格把掌幌到她们脸上去，或者吐一口唾沫。我不懂，我发气。有次当我的大伯母把她的一个小丫头颠倒着竖进水缸去的时候，我抖了，我发疯似的逃到外面去了。据说为了这事，母亲还替我叫了几夜的魂。可是不管母亲怎样的疼我，我总不大高兴我的家，伙计长工们做得好好的，一来就垂头丧气地被我们歇出去了，有的还被大伯父的长烟筒打破了头。我一面替他们难过，但一面也替他们高兴，我家里实在没有玩头，人又不是猫捉老鼠，而他们有时连老鼠大的声音也不敢出。

起初讨厌我的家，后来人渐渐的大了，也渐渐的离家远了，从小学到中学，从乡村到都市，从学生变做教员，从教员又变做学生，所谓那段自命不凡的黄金时代的历程当中，可以说，也并没有看见比我家庭更好的地方，和一些比我家里更好的人物。虽然我的家庭已经衰落下去，而大伯父的长烟筒也已经不被别人所怕，但更可怕的东西到处生长，到处蔓延，我看见卢永祥的败兵到处抢掳，也看见孙传芳的大刀队到处杀人，天灾人祸，人祸天灾，读书，无书可读，做事，无事可做，仿佛世界之大，已无立锥之处。于是开始颠沛流浪，于是也开始和文学发生了最大的兴趣。它启示了我许多闷在心里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也启示了我许多想不到和没有想过的东西，更启示了我原来世界没有不变的东西，于是它改造我，给予我更大的生命力量，引着我慢慢地开始在这条路上摸索起来。

“一 · 二八”战争的炮火，激起我一切苦闷仇恨的总爆发。深夜，我望着被燃烧的东方文库──商务印书馆，卷在黑烟里的满天红火，它照着我，射着我。使我忘记了跳动的脉搏，也忘记了呼吸的鼻子。一面是疯狂的枪声，一面是悲愤的杀声，人与人的搏斗啊，两条路，清清楚楚的。

不幸战争结束了，恰好《北斗》编者倒说要我写篇小说，她给了我十种范围，其中一个恰好又是关于“一 · 二八”，是的，我忘记着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东西，但不知那来的勇气，就勇敢地答应了，一星期连日带夜，就像瞎子打老虎似的终于把我的《总退却》打出来了。于是一些前辈先生和批评家们，便诚挚地不断的鼓励我，有的还耐心地和我讨论起写作的方法来。实在惭愧，与其说讨论，不如说听讲，我什么也不懂，同时觉得他们的话似乎句句都在难我，因为我觉得写作，并没有像他们所说得那样复杂和困难。总之，我决不硬写，心里不想写的时候就不写，要写的时候，也仍旧不管一切的照我自己的想法写下去。那时我已经有了孩子，孩子要抱要吵，我不管，化一天功夫把楼板洗刷得干干净净，我和孩子就坐在这上面，他爬，我写。我写的时候，并不去想那发表的问题，因为自己，并不希望用稿费来维持生活。但这样过了两年，失业把我赶回家乡，那时家和整个窑场，全在一天天的破落下去，一年以后，就想着手写《窑场》，但另一种力量，又把我从那破落的窑场挤到另一个都市里去，但一半也是自己要去的，实在挨不下去，聊天没有人，读书也没有书，于是十块钱一月的小学校长，却骗我爸爸是五十块一月的高薪，于是我去了，带着孩子，带着我的堂侄女。侄女一面读书一面替我管孩子，我一面做校长，一面做教员，一面做摇铃的工役。全校除了学生以外只有我一个人，但没有过上一个月，生活重担却把我压倒了，不敢向家里要增援，生怕一要，爸爸会立刻乘着火车来把我带回去，于是唯一的增援办法就是写作，然而我的几十位高足，全是上天只差梯子的一支小蛮军，他们好的学校进不起，他们的娘老子就巴巴的送到我这里来，有的还叫他的孩子朝我磕了头，实在抱歉，这种隆重的托付，使我越想越抱歉，我没有给过他们什么，我不能给他们什么。上课的时候，改卷子，想题材，下课的时候当法官，因为我不能使他们不打架，一打架就是个满堂红，有时连被告原告也弄不清，要一直等到他们唱着“时光真真快，夕阳又西斜”的歌声回去以后，这才使我重重的松一口气，要紧拖出自己的原稿纸来，有时写到深夜，有时从夜起来写到我的高足们来催我摇铃上课。接着，孩子病了，接着，连自己也病了。我不病则已，一病，第一天就看不见电灯光，朋友们替我担心，有的还从上海赶来，他们甚至狠狠的责备我，说我在活活地糟踏自己，而我也同样的责备自己，甚至发誓不再当教员。

然而不当教员干什么呢？回去吧，不愿。专靠写作来维持生活吧，不能。一学期过去了，第二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被请到另外一个学校里去，那里虽然有校长，有同事，有摇铃的工役，但是除了上课改卷以外，还是没有什么空，而且一来要派到画什么图表，对于图表，我一向就不发生兴趣，但是不能不画，据说每个教员必需担任校务，于是一张图表，我起码要赔上十张图画纸，所以到如今，我一见图表就头痛。不过尽管校务教务，晚上的时间总归是我的，同时早想写的《窑场》，也已经有了主顾，于是开学不到五天，我就着手写《窑场》，但没写到一半，病又寻到了我。起初，同事们代课，后来他们代得厌烦了，而自己还是眼睁睁的躺在床上。三个月以后，父亲也赶来了，只得辞职卷铺盖，跟着他回窑场。

在比较优越的营养和清静的环境当中，渐渐地觉得会拿拿笔，于是理出网篮角里的《窑场》原稿，开始用发抖的手，把它粗草地写了下去。这，只能说是对书店的还债，和我原来所想象的东西，差不多全走了样，脱了节。实在是一种罪恶，为了还债，就这样糟踏了题材。

以后，我没有做过什么，也很少写什么，主要对于写作，觉得一天天的困难起来，困难得几乎有点不敢动笔。回想从前的勇气，觉得可惊，也觉得可笑。但愿自己在这大时代的急流当中，能够成长一些，坚强一些，更多的学习一些。

194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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