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内容]

我 怎 样 写 起 小 说 来 的

葛 琴

记得去年这时候,正是XX函校(香港持恒函授学校──小鹰注)开始,我整天埋在同学们的稿件堆里。同学们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坦直恳切的自白。他们说述自己的经历,遭遇,说述爱好文艺的动机,对文艺的看法,打算怎么向它加工努力等等。真情洋溢,使人隔着纸面亲切地看见他们每个人,这印象是不能忘记的。可惜手边没有存底,而函校也终因艰困重重暂告停止了,不然要能把那些自白整理出来,一定比写我自己的有意义,且也早可向编辑先生缴卷了。作为怀念函校分手的同学们,我写这简单的自白。

我生长在江南一个商人地主家庭。开始懂事的时候,这将要崩落的家,给了我许多深刻难忘的印象,以致我长大离家,总引不起对它的怀念与好感,直到更多年以后,才知道自己脑子里,并没有完全忘记它,而且它给我的若干印象,始终在我做人做事,或者就是写作之类上,竟还是起着一些相当作用的。

我父亲一辈,人丁兴旺,可说是个枝叶满堂的大家庭。所谓树大荫子,谁都懂得挥霍享受,反正天塌下来,有这么一棵东西挡着。所以那时家里的人都这样想:不会享受,便是活该,不会趁手捞批,更是呆子傻瓜。据说我的父亲,便是这家庭里唯一的傻瓜。因为我出生时候,他还在念他的师范学堂,读书人的缘故,他后来办了二十几年学校,这是大家认为非常愚蠢可笑的,贴钱又赔饭(还要替他供先生),连母亲也不免要埋怨和反对他。父亲常说,大家手里的日子不好过,这硬是因为父亲没用的缘故啊。

据说我小的时候喜欢吃鱼,为了给我鱼吃,母亲不知受尽多少气。有时免得噜苏,她委婉曲折讨好大司务,份外地帮他做些什么,于是早晨菜担回来,有我的鱼了,开饭时候,那条小鱖鱼才算放好在灶角边的盐罐上了。小时候很不懂,别人叫大司务连名又带姓,轮到我,总是伯伯长,伯伯短。

这样的关系,母亲管我特别严,怕我惹是招非,把我整天驮在佣人背上。其实要闯祸是一样的,据说有次大祸就是这样闯的,我至今还有点模糊影子。那是跟大房里的麻子奶妈,这女人每天两顿臭烧酒,仗着主人当家的势头,作威作福,打丫头,骂佣人,家前屋后到处是她的声音。那天不知为了什么,跟驮我的佣人吵起来了,而且气势汹汹,一把揪住她不知要做什么。我跳到地上,对这个谁也不敢当面骂她麻子的女人,我骂了,没遍数的骂了她,还抓破了她的手,有人说是我咬的,我记不清了:总之她手上有血,小时候最怕血,我逃了。但没有逃出母亲的手掌,母亲发疯地打我,我不服,起初还跟她斗,斗不过,我困在地上滚了。我一滚,母亲打我更凶。她一路打,我一路的滚,碰到门槛,我稍稍一爬,重新再滚。我越滚,母亲越打,我就死也不肯起来。据说滚到最后,我身上的衣服都没有了,像一条大乌鱼,只有两个眼睛在转动。那次很奇怪,我没有哭,倒是打人的母亲哭了。我想你打人还要哭?那你为什么要打我?那时脑筋里怎么也想不通。

不过,从此以后,母亲似乎再不敢打我,我也不那么听她的话了。而且莫名其妙的讨厌家里很多人来。譬如大伯父呼五喝六的声音,横冲直撞的样子,动不动长烟筒打人,厂里工人不必说,就是行里的朝奉伙计,管窑事的帐房先生之类,也都免不了要吃他的烟筒杆。我看在眼里,抖着小腿;我恨他,也恨那些被打的人,为什么不回手?其实要动手,谁都可打死他。然而没有人打他,至少我没有见。被人打了不回手,而且连声连气叫他大先生,这是什么规矩?谁定的?我问母亲,母亲骂我小人家,开着眼睛闭着口!这就弄得我更糊涂。其实母亲又懂个屁,我那时这样想。

小时候我非常害怕这个家,走出走进总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追我,经过楼梯脚下,或是阴暗的夹衖和过道地方,更是叫人汗毛直竖,甚或自己先鬼叫起来。父亲说我傻,再再的告诉我世上并没有鬼。我可一定不相信,而且我有自己的肚皮经。我觉得有些人死了,鬼不鬼无所谓,然而有些人死了,可就不会没有鬼,而且很凶恶,势必还要鬼出现。譬如我们家里那个胡子花白的老佣人,他原是每天像条驴子样在边屋里给我们推磨的。有一天,他什么事情要喝盐卤,我不知道,死了以后我也并没有看见他,大人不准看。但还是一样的,谁都有着一张嘴会说,特别年龄大些的堂哥们,老要伸出舌头,故作乱蹦乱跳的样子来吓我,而且说,嘿!混身赤紫的!盐卤鬼,这个人的名字以后就永远叫做“盐卤鬼”。

另外一个是女的,我替她取的名字叫“桠叉人”。为什么叫她人不叫她鬼呢?因为我看见她做桠叉的时候,她还是活着的人,死是后来的事情。那是我们大房里的小丫头,什么事由开始的谁也不清楚,总之出事那天,大伯母房里打了半天人,忽然间一阵惨叫,小丫头两脚朝天头,被人竖起在房檐下的水缸里了。当时救起还有气,三天之后她死了。

“盐卤鬼”,“桠叉人”;“桠叉人”,“盐卤鬼”,人呀鬼啊,小时候满脑子的人鬼,人鬼,总之这个人呀鬼的家庭,我害怕它,我没有理由不迷信,不害怕。

好容易我在这家庭里长大起来,也好容易能一步远似一步离开它,我是多高兴啊!我总以为只要能离开它,就不会再害怕什么。也再看不见什么害怕的事情了。满天里飞去,爱怎样就怎样,也根本用不着“开着眼睛闭着口”了,我相信那不过是哄哄孩子的话。

那知想想的事情,往往最靠不住。原来人呀鬼啊这东西,不光是我们家里有,到处都有,家里所没有的,外面更齐更全备。而那些自以为是人的人,也不一定要咬起长烟筒,据说遭上他时,也决不是几声大先生就可消灾完事。……总之地面上的鬼,天天多起来,活着的人,也全像鬼一样。所以鬼并不可怕,怕鬼的是那些自以为是人的人。

所以我看见,我也永远记得我中学时的教务主任(指苏州乐益女中的侯绍裘烈士──小鹰注),那次被所谓人“请”去的时候,明明他是一条光身两只空手,而来“请”他的,倒是二十几个带盒子的家伙,后来清楚有人告诉我,他一被“请”到那里,一只麻布车袋早在等着他,把他塞进了,袋口扎得牢牢紧紧,隔着那麻袋问一声,戳一刀,问一声,戳一刀,最后麻袋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乱刀子还在戳着戳着,这明明是怕他还要活转来。这是“四 · 一二”之后的事情。

提起“四 · 一二”,我看见,我也永远记得。上海工人怎样干掉北洋军,把武装挂在自己肩膀上,替后屁股的北伐军,杀开一条路,让他们大摇大摆进上海。那时的高兴啊,非常清楚的。火车还倒在沟道里(隔夜的战场之一),工人们疯狂地拉着我们,称兄呼妹的,跟我们讲述战斗故事。马路上到处站着纠察队,全上海的人都出来了,各行各业,紧张忙碌,整个上海沉在疯狂的歌声里……

但仅仅十几天,四月十二夜里,反动派的枪声响了,全国大屠杀,从此开始。我记得,一天一夜后,上海八十万徒手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在马路游行示威,遭受反动派的机关枪射杀。我清楚听见,且永远记得,在天通庵一个白俄教堂门口(反动派的司令部),一个发抖的声音指挥他部下,吼出三个字:“拉出来!”拉出来的,就是那杀人的机关枪。我和一位同学被冲散在雨濛濛的巷子里,我们紧紧地靠着,我想,枪在这些狗蛋们手里,他们为什么还要抖?想着,想着,立刻就明白。几天后,当这位紧紧靠着的同学,被他们抓进虹口戏院(反动派的临时屠场之一)用铁丝穿入阴户,至死不屈,这一死讯传来之后,我更明白,也更懂得狗蛋们之所以为什么要抖。

我写第一篇小说之前,可说完全没有想过把自己怎么和写作连起来。只是喜欢看,一篇两篇地看着自己所特别喜欢的那一些。所以怎么写的问题,也根本没有说过,至今还是不怎么了解它。因为我想关于写作,不一定要有什么方法,也许我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

我写小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开始的。那在“一 · 二八”之后,丁玲先生编《北斗》时候。有一天她给我一封普通征稿信,记得信里规定有十个范围,关于农村,工人,士兵,学生等等,就是说你能写哪一方面的你就选哪一方面的写。当时我十分不安,自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写,从未写过的缘故,但更苦的是从未接到过这样的信,好像不写就不好意思再看见她。所以苦思结果,我选了士兵这一范围的。因为正好是“一 · 二八”后没有多久,我心里正替那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抱不平,我痛恨那见死不救居心要卖国殃民的独裁统治者,而尤其使人愤怒的,这独裁卖国贼,一面竟还使用最卑劣的分化与弹压的政策,用中国人的血,献媚他当时的主子……日本法西斯。由于这个单纯的意念,以及每次去医院为十九路军受伤的战士们写信谈话等接触和印象,就写了起来。仿佛瞎子不怕老虎,开了手就没有顾忌过什么,四五天写好了,题目叫《总退却》。不用说,是一篇很不像样的东西,承朋友们给我很多鼓励,使我又继续写了下去,直到今天,惭愧自己还是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每次写完一篇改而又改,发表后仍然还是觉得要改。因此,我只希望自己在这不断需要改造的过程中,也多少能有些不断的进步。

我生长在这个时代里,也和别人一样有呼吸,有感受。我不想浪费更多篇幅说述自己的遭遇,欢乐或是悲苦,总之我感谢时代,它教育我该怎么做人?为什么做人?至于写小说之类,我想也离不开这些的。

同时我也感谢当时许多先进作家,中国的,外国的,如《铁流》、《毁灭》、《母亲》、《子夜》等等著作,那时虽读得不多,但极受感动。他们给了我所没有的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尤其是《子夜》,使我更鲜明和亲切地认识中国更大更多更为复杂广阔的历史社会与人类。不仅这样,且清楚有力地觉得他说出了喊出了我心里要说要喊出的东西,我是这样地受着感动,使我不断也温习着自己的生活,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以及各种各样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印象,加强我的叛逆思想,使我更不满现实,使我更仇恨我们仇恨憎恶的东西,人该怎样做,怎样做人才有意义。但因此也格外觉得自己的空虚幼稚,浅薄与无知,我感到从来未有的饥饿,需要学习,像更多的人去学。有时也知道去啃些文学以外的书,但啃得很少,限于当时的理解力,啃得很苦,明明知道不消化,还是啃着,因为当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这些。为了提高学习兴趣,有时还和几位朋友约定,择好一本难啃的书,限定时间互相竞赛,到时候,比各人的心得与笔记,这样似乎稍为好一点,可惜这样的生活没有太久,种种原因使友人们东西离散,至今还觉得很遗憾。

一九四八年于香港

原载1948年10月5日《文艺生活》海外版(香港)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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